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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啟動決策革命迎接草根民主
不論你是支持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或認同去年太陽花學運人士的訴求,都必須承認:社會已經改變了,改變的幅度與深度,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台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世代。
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表達對抗政府的決心,並非台灣所獨有。今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就有學生占領學校大樓,抵制校方商業化的決策,類似學生抗議行動屢見不鮮。一股來自基層、挑戰權威中心、質疑政商結構的力量,似乎已經在全世界普遍發酵。放大格局來看,更早之前的2011年,美國紐約已經有社運人士發動占領華爾街運動,運動的廣度席捲了世界,批判的深度更觸及階級意識,企圖推翻民主國家中的政府與財團緊密結合、社會貧富差距漸趨惡化的全球資本主義舊秩序。
在封建年代,這類抗爭行為幾乎等於掀起革命,所幸在公職人員定期改選與政權輪替穩固化的民主社會,權力競逐的遊戲規則早已不同。一方面,主權在民,公民對抗政府的成本與風險都大幅減低,對抗政府的公民不僅不需要像封建社會中被判處極罪,甚至只要響應者眾,在民主國家中就自然取得了正當性與合理性,可以豁免罪責。另一方面,民主機制的運作方式,包括民代能介入與改選的期待,都讓抗爭與被抗爭的雙方更容易獲得彼此勉強接受的妥協方案。
一波接一波的社會抗爭運動,儘管都因為獲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而暫時沉潛,但是問題的本質卻沒有真正解決,未來隨時可能再度引爆。我們該如何看待從草根而起的巨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下的財富分配,已難逃不公不義的罵名,必須改革,但如何改革卻牽涉萬端,絕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交代。其中政府的決策體制及品質,如何結合草根社會運動,其實是可以思考、行動的重點。
從這一波社會抗爭運動的共通點可以看出,政治與社會體制的合理性已經受到質疑,現行決策機制的遊戲規則所標榜的程序正義,已經不足以化解來自草根基層的憤怨與對立。因此,被抗爭的一方往往強調決策符合民主程序,抗爭的一方卻不信任傳統代議決策模式,因為草根階層根本無法真正參與。
過去因為技術限制,直接民主有其困難,公民對於公共政策內涵的了解管道也相當有限,隨著新媒體科技到來,似乎已經為政治體制的轉型注入了一股改變的活水。網路討論使得公共領域得以遍地實現,而草根公民對於公共決策的參與動機,也呼應了美國社群主義思潮的趨勢。未來的公共決策必須更加開放,同時密切與公民社會互動。回歸來看,主要的公共決策本來就應該回應公民社會的需求,一旦遭遇質疑,更必須深入草根溝通,才能獲得決策的正當性。
具體作法,在政府端應該引入網路民主來設定政策議題,並且透過開放政府增加決策的透明度。坦白說,政府近日舉辦一些強調重視青年或網路意見,甚至做秀式邀請「婉君」大咖露臉的膚淺公關活動,卻不見提出可行的行動方案。開放公民社會進入公共決策,其實是決策模式的革命,推動的困難不只在政府端,更在社會端,因為:一、公民容易選擇立場,未必有時間、意願深入了解議題。二、優質的公民社會決策固然要反映草根需求,但是仍然必須尊重專業意見,如何平衡?三、草根不是草莽,良好的公民社會既然批判金權、以人為本,當然要秉持人本主義,尊重不同意見、杜絕思想霸凌,從下而上,但絕不淪為謾罵與指責,才能產生具有建設性的共識。
開放的公共決策應該是全面性、有系統的推動,以柯文哲檢討弊案為例,只指定特定民間人士進入廉政委員會,卻不肯擴大委員代表性,讓所有願意監督的公民與團體都能參與。政府可以先組成開放公共決策委員會,制定出參與方法來全面落實,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依據申請訴求與具體主張的成熟度,將其納入各層級的決策機制。未來更應該立法落實此一精神,讓各項重大建設的推動到驗收,公民與團體都可以參與,一方面增加決策的正當性與透明度,另一方面引導公民自發性針對不同政策組成多元、專業而且持續進步的監督團體,從而提升公民社會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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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從根本處理民怨的政府
會走上官逼民反這條路也是必然
連最自己民間企業的承諾都不能遵守
賣台也是遲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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