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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儒家殷切的“憂世之懷”與道家深沉的“憂生之意”,融彙成中國古典詩詞悲憂哀怨的精神血脈。中國古典詩詞這種憂郁悲戚基質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學理必然性。哀傷、憂郁等具有超越性的審美情感往往是文藝創作强大的內在精神動力,這種具有精神創傷性的心理体驗是有益于文學創作的,“不滿足、苦悶、壓抑等心理体驗之所以能成為文學創作的重大驅力,成為超越性意向的重要源泉,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這種体驗的積郁性和內指性。”[1]這種美學現象,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用兩相對照的方式加以揭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則說:“情主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哀吊》篇)。劉勰的“哀吊”與韓愈的“唱和”顯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難怪我們往往會發現這樣的文藝現象:創作主体焦慮、困厄之時,常常是藝术靈感閃現、文學創作活動萌發的先兆;或者說,在創作主体焦灼、困頓的情感体驗中,往往同時隱伏著創作的衝動欲望,並孕育、誘發出向外表達的强烈心理訴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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