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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奸臣諸葛亮想篡位的卑鄙伎倆 [打印本頁]

作者: lljhblack 時間: 2012-9-27 04:00 PM 標題: 奸臣諸葛亮想篡位的卑鄙伎倆

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劉備白帝托孤，對諸葛亮曰，若其子劉禪“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論此，多贊其君臣肝膽相照，並取魚水之喻相印證。但也有人認為此乃劉備“詭偽之辭”《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孫盛曰。，對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試探之。田余慶先生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為然，在其《蜀史四題 ——劉備托孤語》一文中作出新的詮釋。田先生的見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暫且不作評論，我以為劉備托孤之語，是真心還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無從考證，誠然是千古之謎。現在要檢討的問題，不是劉備要不要諸葛亮當皇帝，而是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個台階，由宰相登上龍椅。這個問題古今從未有人作過思考。正如田余慶先生所說：“諸葛亮對蜀漢的忠誠，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田余慶：《蜀史四題——蜀國新舊糾葛的歷史追溯》，載《文史》，第35期，中華書局， 1992。之所以沒有人懷疑過，無非是經過歷代文人及小說家的渲染，諸葛亮已經被衍化成“聖人”，成了“鞠躬盡瘁”、忠貞冠世的典范。歷史學家受其影響，大概也會感到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區”，輕易不敢染指。要把諸葛亮從聖壇上請下來，我想很有必要對這一最棘手的問題作一番探討。

　　其實，諸葛亮執政時並沒有被時人視為事君以禮、謀國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來敏、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諸葛亮在世時，迫于其權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諸葛亮甫卒，丞相參軍、安漢將軍李邈即上書后主劉禪，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華陽國志》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

　　所謂“狼顧”，《晉書·宣帝紀》云：“魏武察帝(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后而身不動。因謂太子(曹)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可見，所謂“狼顧”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諸葛亮同司馬懿一樣亦具“狼顧”相，意謂其久后必篡奪劉氏天下，自己當皇帝。至于“虎視”，《后漢書·班固傳》所收《西都賦》內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句，李賢注曰：“龍興虎視，喻强盛也。”班固的實際意思是，盡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龍興”，取天下以“德”；秦卻是“虎視”，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諸葛亮“身杖强兵”，與秦的“虎視”相同。《左傳·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孔穎達《疏》引賈逵說：“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這五種人有權有勢，居邊則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邊。”李邈認為諸葛亮屬于五種人之一，讓其率兵居邊，必危及蜀漢朝廷。不僅如此，李邈還直接將諸葛亮比做欲危漢室的呂祿、霍禹。

　　對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維護諸葛亮的崇高形象，盡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視為誣蔑、攻訐諸葛亮的誹謗之詞；但若冷靜客觀地仔細分析，即可發現李邈之言並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我以為真正具有“狼顧”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馬懿、諸葛亮之所以被時人看成有“狼顧”相，無非是懷疑他們有篡位的野心。蜀漢政權中不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連尚書令李嚴亦猜忌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國志·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云：“(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九錫為何物？“據《后漢書》章懷注，謂九錫本出于緯書《禮·含文嘉》：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進爵封國，賜以殊禮。”《廿二史劄記》卷七“九錫文”條。稽考于史，九錫之禮規格極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錫中的“虎賁，天子衛卒也”《史記·晉世家》注引《集解》賈逵曰。。斧鉞金戚皆屬天子之鹵簿。秬鬯為天子祭祀上帝、神靈時所用之酒，《禮記·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錫中又有“納陛”。“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獨斷》卷上載：“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稱天子為陛下。所以權臣即可由受“納陛”而后晉升陛下。由此可見，誰受了九錫，誰就具備了“假皇帝”的資格，為將來當“真皇帝”鋪平道路。

　　自王莽始，權臣易代，奪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錫，然后再龍袍加身，登上九五。漢末，曹操欲加九錫，受漢禪，遭到心腹荀彧的堅決反對，“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王夫之對荀彧之死發表看法：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九，中華書局，1975。

　　李嚴亦是劉備臨終時的托孤重臣，難道他的天良“牿亡已盡”，會容忍異姓篡奪劉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勸諸葛亮受九錫，只有一種解釋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諸葛亮功高蓋世，當賜以殊禮，而實際上是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將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錫，建國封王，進而代蜀漢稱帝。

　　按理來說，作為托孤重臣的諸葛亮對此應表示極大的憤慨，除嚴厲斥責李嚴外，也應鄭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漢室的心跡。但諸葛亮的答書卻並非如此，他回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錫)邪。《三國志》卷四十《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

　　《漢書·王莽傳》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注曰：“《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錫”之外再加“一錫”，可見其“十命”之謂比李嚴勸進九錫更上一層。我認為諸葛亮這番話的口氣相當大，完全不像出自一個自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說得難聽一些，反倒像一個亂臣賊子所言。眾所周知，九錫非人臣之常器。漢制，非劉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諸葛亮難道不懂這個道理？漢魏之際，除曹操受九錫外，還有劉備自加九錫，稱漢中王。孫權受魏主曹丕九錫，稱吳王。曹操、劉備、孫權為三國之主，難道諸葛亮欲與他們比肩？有關九錫制度的具体內容及考證可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一節“九錫與漢魏禪代”。

　　稍晚于諸葛亮時期的東晉丞相王導，對晉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與權勢在當時無與倫比，故時人皆云：“王與馬，共天下。”當元帝司馬睿即位時，竟命王導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導固辭，至于三四。”后來司徒蔡謨“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相比之下，諸葛亮就毫不避諱人臣之大忌，公開聲稱，如若滅掉魏國，中興漢室，自己就理所當然地封王受九錫。

　　當然，如果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强附會之感，抑或依據並不充分，很難令人完全折服。

　　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系曾被世人贊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后主劉禪的關系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沒有把后主劉禪放在眼里。他頤指氣使，動輒教訓皇帝。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告誡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体，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進而特別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諸葛亮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之事也要交給他的“相府”來管，如若后主不答應，那就是“內外異法”了。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于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麼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而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儿子。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並列等同，而實際上則是凌駕于皇帝之上，這顯然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体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

　　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之事交給“相府”處理后，又舉薦將軍向寵“為督”，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前執掌保衛皇室的禁軍統領是劉備的心腹大將趙云，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聯系《出師表》的前后語義和當時的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用心在內吧！

　　劉備在世時對其子劉禪的智商並沒有作過評價，但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稱贊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故劉備臨終前放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可是，僅僅過了几年，諸葛亮北伐前夕，“慮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故特派侍中董允“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掌管御林軍。他告誡后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監視著劉禪的一舉一動，弄得“后主益嚴憚之”，《三國志》卷三十九《董允傳》。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嚴，甚至喪失了行動自由。從劉備去世(公元223年)至諸葛亮北伐 (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時間，難道劉禪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過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難別”了嗎？諸葛亮對劉禪作出的這一番霄壤之別的評價，居心何在？難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盡管劉備臨崩時托孤于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而並非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並受遺詔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同①。這無疑是要劉禪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須以父輩之禮尊崇之。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詔。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禪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為之際。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于后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禪“親政”。劉禪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感慨嘆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三國志》卷三十三《后主傳》注引《魏略》。可見，劉禪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致，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將漢獻帝置于股掌之中，但為何對諸葛亮的“欺君”卻視而不見，誠不可解。

　　諸葛亮死后，劉禪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泄了他對諸葛亮的不滿。例如，李邈上書言諸葛亮專權，“后主怒，下獄誅之”《華陽國志》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殺，我認為倒不是因為他說了諸葛亮的壞話，而只是因為他的某些言辭，如“主畏其(指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經當過傀儡君主的劉禪的自尊心。又如，在給諸葛亮立廟的問題上，劉禪也設置了層層障礙。“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后主不從。”《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于沔陽，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說穿了，也是一種報復。

　　諸葛亮死后，蜀漢再也不設丞相一職，先是以蔣琬為尚書令、大將軍，后又以費祎為尚書令、大將軍，以蔣琬為大司馬，“琬卒，禪乃自攝國事”。同①。劉禪為何廢除丞相制？道理很簡單，就是決不容許再出現第二個諸葛亮，以免大權旁落。

　　實際上，劉備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兩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三國志》卷四十《李嚴傳》。可見，李嚴地位相當顯赫，執掌著蜀漢的軍事大權。按劉備的策划，由諸葛亮主政，李嚴主軍，一文一武，共同輔佐蜀漢政權。然而這只能是劉備的一相情願，這種政治格局諸葛亮是絕不可能接受的。諸葛亮苦心經營，殫精竭慮謀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獨攬大權。劉備在世時，諸葛亮對付關羽和法正的“手段”還比較隱蔽，不敢公開化，只能使用“權术”，劉備去世后，諸葛亮就無所顧忌，他打擊、排斥李嚴可謂不遺余力，最后將李嚴廢為庶民，流放梓潼郡。諸葛亮廢李嚴的這段公案，田余慶、尹韻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詳細考論，故筆者不再贅述。

　　諸葛亮秉政后，蜀漢政權中除李嚴、廖立、魏延等少數人不服外，絕大多數官員對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違抗，有了劉備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這把尚方寶劍，不僅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員亦几乎將諸葛亮視為“皇上”。例如，諸葛亮北伐曹魏前，為解除后顧之憂，必須修復吳蜀二國關系，與東吳重新結盟。為此，諸葛亮特派鄧芝出使東吳。下面是孫權與鄧芝的一段對話：“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 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杰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國志》卷四十五《鄧芝傳》。

　　孫權遂斷絕與魏的交往，轉而與蜀“連和”。以往史家皆稱贊鄧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為恢復吳蜀聯盟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我並不否認。然而從鄧芝這番言辭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劉禪放在眼里。孫權云：“蜀主幼弱”，其實劉禪時年十七歲，並非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漢魏之際，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孫吳創業之主孫策而言，他十五歲即隨父孫堅起兵討伐董卓，二十歲轉戰江東，攻占六郡，從而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業。孫策遇刺身亡，孫權繼位，亦只有十八歲。鄧芝若維護主上的尊嚴，何不據理而反駁之。面對孫權輕視“蜀主幼弱”，鄧芝只字不作回答，卻稱贊孫權為“命世之英”及“諸葛亮亦一時之杰”，這就把諸葛亮放到了和孫權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國之君的地位。

　　孫權當然是個聰明絕頂的“雄略之主”，他眼見蜀漢已是諸葛亮“當家”，遂突破兩國間對等交往的外交慣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寫信給丞相諸葛亮，表彰鄧芝的功績：“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三國志》卷四十五《鄧芝傳》。事實上，孫權直接與諸葛亮的對話是經常的。如孫權稱帝時，在和蜀漢訂立的盟誓中對后主劉禪只字不提，而對諸葛亮卻歌功頌德，盟約中稱頌“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有時，孫權也委托上大將軍陸遜寫信給諸葛亮。“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陸)遜語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孫權雖委托陸遜與諸葛亮打交道，但沒有徹底放權，因為陸遜是以孫權的名義，寫給諸葛亮的書信蓋的是皇帝孫權的玉璽。可見，中國古代對君臣間的禮儀制度是何等的重視。相反，諸葛亮卻膽大妄為到了連君臣名分都不顧的地步，他“以劉禪未閑于政”為借口，“遂總內外”，《三國志》卷三十三《后主傳》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開劉禪，而由自己平等地與孫權“對話”。

　　諸葛亮臨終前，在其接班人的問題上也獨斷專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劉禪也不敢擅作主張，居然派尚書李福千里迢迢地從成都趕赴陝西岐山五丈原軍中，代表皇帝聆聽“相父”的指示。《三國志》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于武功病篤，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謂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福謝：“前實失不咨請公，如公百年后，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后，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

　　諸葛亮指定的兩個繼任者，乃是其親信蔣琬與費祎。劉禪完全遵從諸葛亮的遺囑，不敢有絲毫違背。“亮卒，以(蔣)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國志》卷四十四《蔣琬傳》。蔣琬死后，后主又以費祎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總理軍國政事。

　　或許有人會認為，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職務的繼承者，而不是皇位繼承人。須知，諸葛亮卒時，劉禪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歲，諸葛亮當然不可能干預皇帝的立嗣大計。在君主專制的古代社會，任命軍政最高長官，一般都是由皇帝決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張。蕭何佐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為西漢開國第一功臣，劉邦賞賜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的殊禮。劉邦死后，“(蕭)何事惠帝”，其地位相當于“相父”。史稱惠帝“為人仁弱”《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但即便如此，蕭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禮。蕭何病重，惠帝親自探視，“問曰：‘君即百歲后，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 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漢書》卷三十九《蕭何傳》。同樣身為丞相，同樣輔佐幼主，諸葛亮的“跋扈”與蕭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別嗎？

　　千古之謎：諸葛亮是否“自取”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會提出疑問，既然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為何他不取劉禪而代之，自立為帝。陳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論道：“當此之時，若論功，諸葛亮功在社稷；論權，蜀漢軍政外交，事無巨細，亮皆專之；論才智，阿斗較之諸葛亮，無疑有天壤之別；論德望，諸葛丞相早已澤被四方，更何況先主有‘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命，百官之中，亦非無阿諛之徒。可見蜀中同樣具備禪代的條件。”陳玉屏：《試論諸葛亮的道德風范及其對蜀漢政治的影響》，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歷史研究專輯》，1986。諸葛亮真的完全具備“禪代”的條件了嗎？我以為，實際情況遠沒有陳先生所說的這麼簡單。

　　眾所周知，自秦漢大一統封建帝國建立以來，皇帝的地位至高無上，“君權神授”，神聖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故權臣禪代奪位頗不容易，必須冒極大的風險，若准備不夠充分，條件不夠成熟，輕率地發動政變，不僅招致殺身之禍，還將殃及三族。趙翼云：

　　古來只有禪讓、征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祚。然周公未嘗有天下也。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于是假禪讓為攘奪。《廿二史劄記》卷七“禪代”條。

　　兩漢四百余年，權臣秉政，雖時有出現，然輕易皆不敢覬覦神器。王莽代漢，苦心經營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敗而告終。東漢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稱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黃巾，滅呂布，平二袁，克劉表，三分天下有其二，當孫權上書稱臣，向曹操“稱說天命”時，曹操竟說“是儿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終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寶座。司馬氏奪取曹魏天下亦經營三世，歷經艱險。趙翼云：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鉞，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余次，晚始受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禪代。《廿二史劄記》卷七“禪代”條。

　　和曹操相比，劉備稱帝的“人和”條件就要優越得多。曹操代漢，不管其制造何種理由，都很難洗刷篡漢的惡名，曹操被后人稱為“國賊”，不就是因為其子曹丕禪代成功了嗎？但劉備就與之大不相同，劉備是否是正宗的“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后”《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這里姑且不論，但他總是“帝室之胄”、漢室宗親。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漢朝皇統中斷的情況下，由“信義著于四海”，並已經占領益州，自稱漢中王的劉備繼承大統，承擔中興漢室的重任應該是名正言順、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劉備集團中仍有人反對。當“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時，益州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指劉備)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万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三國志》卷四十一《費詩傳》。

　　連劉備繼承漢統都有人極力反對，何況諸葛亮乃異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時就急欲篡漢自帝，易代更祚，這豈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誠然，劉備臨終時確曾允諾諸葛亮“自取”，但這絕不是劉備的希望，而是一種無奈之舉，前提是在劉禪“不才”的情況下才能出現。諸葛亮執政時，劉禪還是能“親賢臣，遠小人”，遵從父言，“事諸葛公如事父”，故陳壽稱贊他“任賢相則為循禮之君”《三國志》卷三十三《后主傳》。，諸葛亮又有什麼理由，輕易地將其廢黜呢？

　　劉備逝世后，諸葛亮雖獨攬朝中大權，但在蜀漢政權內還沒有建立起絕對的權威，諸葛亮治國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聯吳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軍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劉備在世時，亮僅以“撫民划策見任”，從未單獨領兵作戰。眾所周知，三國乃爭戰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國。曹操、司馬懿、孫策、周瑜、陸遜等人皆以其杰出的軍事才能而威震諸侯，聞名天下。諸葛亮若要代漢自帝，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聲望和絕對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對于蜀漢政權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斃，對于諸葛亮個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顯示其軍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會心悅誠服，也無法樹立起個人聲望，最終也就不能達到登上帝王寶座的目的。諸葛亮前后《出師表》的主旋律就是兩個字：北伐。這是諸葛亮執政后，舉國上下推行的一以貫之、始終不變的政策，“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錫)邪”！在我看來，諸葛亮這番話並無任何矯情飾偽，反倒是心中隱私的真情流露。因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將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頡頏。屆時，其已功高不賞，他要廢掉“不才” 的劉禪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資本。

　　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為了受九錫，進而代漢稱帝，並非駭人聽聞之說，我們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較。諸葛亮辭世百余年后，東晉權臣亦欲以此而達到同一目的。東晉偏安于江左，中原及兩京之地久為胡人所據，東晉朝野上下，無不以北伐、還于舊都作為其公開打出的政治旗號。然東晉北伐乃一把雙刃劍，于東晉朝廷而言，北伐成功雖然能收復舊土，華夏一統，但權臣卻因功高而坐大難制。東晉權臣每每以北伐為增加權勢及聲望的資本。凡北伐稍獲勝利，即冀獲封王及九錫之賜，為移鼎更祚創造條件。東晉大將桓溫滅蜀后，聲望大著，“朝廷憚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政治格局。《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史臣曰。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自謂英猷不世，勛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桓溫雖覬覦神器，但深知必須“立奇功于趙、魏”，《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恢復關中、許洛之地，才能獲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錫殊禮，進而逼迫晉帝禪位。史載：“(桓)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殷浩失敗被廢， “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桓溫率軍北伐，前兩次雖取得一定的戰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卻以慘敗而告終。桓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同上。在謝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溫欲加九錫的圖謀終成泡影。

　　如果將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與諸葛亮所云“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錫)邪”兩相對照，可以清楚地發現，兩人雖處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歷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爾。

　　如果進一步分析，筆者發現諸葛亮在北伐前已經接受了部分九錫。后主劉禪“詔賜亮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諸葛亮集》。。九錫乃九件器物所組成。《公羊傳·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鉞，九曰秬鬯。”諸葛亮所受的“虎賁”、“鉞”皆為九錫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樂舞”之一部分，相當于九錫中的“樂則”。這樣看來，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錫，比之于春秋時的霸主齊桓公還多了一錫。按：《史記·齊太公世家》載，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若以《禮緯含文嘉》所云九錫名稱計算，齊桓公僅受了其中的二錫。

　　與諸葛亮、桓溫相比，南朝劉宋開國之君劉裕是幸運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圍內獲得了成功，從而加九錫，最終奪得司馬氏江山。《魏書》卷九十七《島夷劉裕傳》載：“(劉)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劉裕率軍北伐，臨行前，其心腹劉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

　　“公(指劉裕)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魏書》卷九十七《劉裕傳》。

　　晉軍勢如破竹，于當年十月攻克洛陽，而朝廷尚“未遣九錫”，王弘奉劉裕之命“還京師，諷旨朝廷”，《宋書》卷四十二《王弘傳》。求加九錫。及劉裕平關中，擒獲后秦主姚泓，“德宗(晉安帝)封裕十郡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魏書》卷九十七《劉裕傳》。。不久，劉裕篡晉稱帝，建立劉宋政權。由此可見，由諸葛亮設想的權臣通過北伐建功受九錫，進而禪代竟成了“晉宋故事”。

　　蜀漢北伐的勝算到底有多少？其實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對》制定的待“天下有變”，益州與荊州兩路大軍同時出兵，夾擊曹魏的戰略計划，由于 “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雖號為“天府”，但畢竟僅“一州之土，方之大國(曹魏)，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張儼《默記·述佐篇》。可見，蜀漢的綜合國力與曹魏是無法比擬的。雖然在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吳蜀又恢復了聯盟，但兩國間的裂痕根本無法完全彌合，雙方各存戒心，僅滿足于互不侵犯，用諸葛亮的話來說：“今議者咸以(孫)權利在鼎足，不能並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動而睦于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失去了吳國的配合，單憑蜀漢自己的力量欲收復中原、一統華夏的可能性几乎為零。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諸葛亮知己知彼，他對形勢的判斷洞若觀火，絕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那麼，為何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强為之呢？對此問題，陳壽倒是作了很好的詮釋，壽云：“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想通過北伐來證明，蜀漢政權中能夠“蹈涉中原”，與强敵曹魏爭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這是其“自取”步驟上極其重要的政治砝碼。

　　陳壽評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在諸葛亮的軍事生涯中，鮮用奇謀確是事實，陳壽之論並無貶低諸葛亮之意，這已成為當代治三國史學者的共識。然則，為何諸葛亮不肯使用“奇謀”，是他缺少軍事才能，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東吳大鴻臚張儼評議諸葛亮與司馬懿軍事才干之優劣時指出：孔明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万，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並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張儼《默記·述佐篇》。

　　誠然，張儼褒諸葛貶司馬之論似嫌誇張，但亦反映了時人對諸葛亮的軍事謀略欽佩不已。作為三國時期一流軍事家的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勝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謀”的風險是極大的，若“奇謀”不成，軍隊損失慘重，諸葛亮本人就將身敗名裂，稱帝則更無從談起。諸葛亮與魏延關于北伐路線之爭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爭論不休。一些學者認為，魏延獻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趨長安會師，乃“奇謀”，“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注引《魏略》。假如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經成功，可惜亮謹慎得近乎膽小。而另一些史家則支持諸葛亮“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的謀略，同上。認為北出子午谷雖是捷徑，但危險系數極大，一旦魏軍卡住谷口，輕則勞而無功，重則全軍覆沒。我以為這兩種見解都是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分析問題，而沒有考慮這背后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敗既關系到蜀漢政權的安危，也關系到諸葛亮“禪代”的政治目標是否能夠實現，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謹慎持重呢？其實，諸葛亮對北伐的期望值並不太高，以弱蜀主動攻擊强魏，這本身就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只要能奪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戰爭的勝利，就足以顯示諸葛亮杰出的軍事才能，並給其帶來崇高的政治聲望。若依魏延之計，諸葛亮即使奇襲長安得手，但不過二十日，魏軍就會重新集結，全力反扑(這是魏延本人的估計)，蜀軍必然要在關中這一曹魏的心髒地區同魏軍主力展開殊死決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三國志》卷三十六《趙云傳》注引《云別傳》。按：此語為趙云諫阻劉備伐吳時所云。魏强于吳，故蜀魏“兵勢一交”，則更是“不得卒解也”。若曠日持久，諸葛亮將長期不能返朝主政，則恐大權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軍損失慘重，諸葛亮不僅不能實現“自取”的圖謀，甚至連相位亦難保。事關個人政治命運的這一重大決策，諸葛亮當然是要慎之又慎。

　　對諸葛亮北伐的心態分析，並非僅是本人的妄測臆斷，歷史上有極其相似之例，可資佐證。“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的東晉大將桓溫在其北伐的關鍵時刻，亦不欲與强敵決戰于關中。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二月，桓溫率兵北伐，所向克捷，軍鋒直指長安。北方名士王猛“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万，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胡三省注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資治通鑒》卷九十九《晉紀》二十一。胡三省一語道破天機：桓溫北伐，兵臨長安，為何不攻，“持重觀望”也。因何持重觀望？其一要保存實力，其二害怕失利，會妨礙其篡奪帝位。

　　劉裕北伐，戰果最為輝煌，曾一度攻克長安。然劉裕急欲篡晉，恐久留關中，朝廷有變，故留下年僅十二歲的儿子劉義真鎮守長安，自己匆匆趕回建康。史載：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晉紀》四十。

　　這是劉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國主赫連勃勃的軍師王買德看透了劉裕的企圖，他指出：“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晉書》卷一百三十《赫連勃勃載記》。果不出王買德之所料，劉裕“欲速成篡事”，寧可棄關中而不顧，其篡晉不久，長安就再度淪于胡人之手。

　　與東晉國力相比，蜀漢遠不如之。故諸葛亮北伐，始終不肯弄險。他把北伐的目標和方向選擇在隴右一帶，以圖“分裂蠶食”《三國志》卷四十四《蔣琬傳》。、“廣拓境土”《三國志》卷三十七《法正傳》。，取得局部戰爭的勝利。從政治局勢、地理及人和條件來看，隴右地區確是曹魏統治區域的最薄弱一環，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諸葛亮認為“平取隴右”，即可穩操勝券，“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注引《魏略》。

　　魏延善養士卒，勇略過人，是蜀中唯一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劉備拔魏延為漢中督，“一軍皆驚”。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敗魏國名將郭淮，立下赫赫戰功。諸葛亮北伐時，“蜀兵輕銳，良將少”，《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袁子》。然而對于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將才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万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魏延的軍事才干，諸葛亮不是不知，但為何不盡其才？個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諸葛亮“自取”的本錢，故北伐的軍事指揮大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戰功，但必須在諸葛亮的直接指揮下，是諸葛亮神機妙算的結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卻冀圖“如韓信故事”，單獨統率一支軍隊，獨當一面，這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擺脫他的“領導”，和諸葛亮爭奪北伐的軍功，這當然遭到諸葛亮的“制而不許”。

　　諸葛亮自出隆中以來，政治道路可謂一帆風順，從一個“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耕夫，一躍而為總攬蜀漢軍政大權的宰相。在劉備“自取”的許諾下，諸葛亮離帝位僅咫尺之遙，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擋住了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從公元228年至234年，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說是連年動眾而屢出無功，導致蜀國兵疲民困。為了北伐，蜀漢的青壯年男子几乎悉數充兵，為了保障后勤供給，乃至役及婦女。諸葛亮“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反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張儼《默記·述佐篇》。，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滿，在此局面下，一生謹慎持重的諸葛亮當然不敢受漢禪。隨著星落關中，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標最終未能實現。為了北伐，諸葛亮確實做到了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實目的又是什麼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還有極其隱蔽、不易識破察覺的“私心”？當然要揭開這層厚重神秘的面紗絕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並序》詩中所云：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其實，人的欲望與追逐的目標是會隨著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覬覦神器之心”《廿二史劄記》卷六“荀彧傳”條。，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時，僅“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后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遜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時，才逐漸萌生的。諸葛亮遭逢亂世，幸遇明主，初必竭盡全力酬答劉備的知遇之恩。然 “后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三國志》卷三十六《趙云傳》。，又掌握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其是否能心甘情願地輔佐幼主，就很值得懷疑。漢魏之際，五德終始說盛行，皇權衰落到極點，君臣名分的綱常倫理亦遭到嚴重破壞，這就給權臣受九錫與禪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與輿論導向。在此歷史背景下，一旦時機成熟，諸葛亮效仿“漢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禪台亦是極有可能的。

　　千百年來，人們几乎無一例外地把諸葛亮奉為中國古代社會忠臣賢相的圭臬，而筆者卻通過上述分析得出諸葛亮可能“自取”的結論，這是否有損于諸葛亮的形象？

　　我認為，倘若諸葛亮取代蜀漢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漢、司馬代魏一

　　樣，屬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綱常倫理、正統觀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討論所謂權臣“篡位”問題，已毫無意義。連古代有識之士都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們現在來評價王莽、曹操、司馬昭等人的歷史功過，都不會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為評判的標准。對諸葛亮而言，當然亦應同理。

　　客觀地分析，諸葛亮代漢稱帝，不僅不能視為罪狀，反而應視為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天厭漢德久矣”，《后漢書·孝獻帝紀》“論”中的這句話，極其准確地顯示出當時社會輿論的主流傾向：東漢王朝腐敗透頂，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同上。，這是大勢所趨，是歷史發展之必然，誰也阻擋不住。

　　既然漢朝氣數已盡，漢家天子還值得輔佐嗎？既然不值得輔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來，帝王寧有種乎，大凡亂世之際，定是自負雄才偉略者風云際會之時。東漢末年的形勢是“郡郡作帝，縣縣自王”，誠如曹操所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几人稱帝、几人稱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袁紹、劉備、孫權等人皆罵曹操是漢賊，其實他們自己也不想當漢臣，也想稱帝稱王。諸葛亮才智謀略並不弱于曹操、孫權、司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遺詔，若天假以年，諸葛亮長壽，且北伐成功，克復中原，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孫，受九錫，登上皇帝寶座豈非順理成章之事，我們又何必為之而驚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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