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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古代官員怎樣解決房子問題 [打印本頁]

作者: jiunn36 時間: 2012-4-6 03:03 AM 標題: 古代官員怎樣解決房子問題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曰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相容辦公場所的涵義。若用現代語匯表述，大抵就是機關住房的意思，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即屬於國家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於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
　　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徵辟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卷三十九記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後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云云。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捨得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佈《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於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至遲到西漢後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寺舍)，已經是普遍現象了。《宋書》卷四十一記宋武帝生於“丹徒官舍”，其父劉翹時任晉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紀》記宋孝宗“生於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趙子時在秀州居官；《成都文類》記司馬光生於郫縣官廨，其父時任該縣縣尉。《曲洧舊聞》卷三記，歐陽修也是其父親任綿州司戶參軍時“生於司戶官舍”的，後人還把這個住宅改為“六一堂”(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以志紀念。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惇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惇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覆他: “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捨得。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 “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準、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無緣住在“內衙”。反之，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餘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相反，京朝官的住房問題，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 “府廷之內，吏舍比屬”，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複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乾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於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而在生活區內居住的又不止是他們的家屬，再要將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也算進去。閉起眼睛想像一下，這還成官署嗎？
　　《後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舍。但進一層推度，則應是京師官舍緊張，不如自己識相。總之，隨著中央官制的不斷擴張，京朝官住房辦法的改革，勢在必行。
　　對於大多數京朝官而言，衙與捨得分開就意味著向攜眷免費居住官舍之傳統告別，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現。像柳宗元出生在長安祖屋而自有老窩可居，當然再方便不過。若甘願打光棍，則官署裏仍有單身宿舍可住。《唐語林》記“趙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個宿捨得意思。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兒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師又無祖業，那就必須別作選擇了。一種是買地建房或直接套購現成的公館，如左丞相張說在永樂坊的豪宅，就是因風水先生慫恿而買下的“二手房”。假如經濟條件困難，便只能陋室將就了。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請長病假，同僚宋、盧從願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堂堂副相“臥于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明皇雜錄》)。
　　和盧懷慎同時任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舊唐書》卷一二四稱“(姚)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貴，所以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裏包了一間，終因起居失調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後，“詔徙寓四方館”，就是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賓館裏，為他開一間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長安志》介紹唐都城名人居所時，謂興寧坊有姚崇宅，“屋宇並官所造”。看來，最終還是唐玄宗讓政府出錢，在中心地段新蓋了一所讓姚相自認為是合適的住宅，從此避免了擠旅館的苦惱。
　　“屋宇並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舍”了。若從所有制關繫上考察，分佈在長安居民區裏的京朝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為表示對大臣關懷，特賜一部分高級官員攜眷入住產業屬國有的宅第，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大唐新語》卷三記，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一旦獲准，“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就是馬上退還官舍，搬進其他房子。
　　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為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于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臺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唐朝一般不為京官提供免費住房的做法，基本上為以後歷朝所繼承，其中尤以宋朝最“慳”。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設有樓店務(後改名店宅務)作為主管國有房產和邸店的行政部門，負責出租及修造事宜，相當於近世的房管局。官員在京都任職而又無私第的，皆僦屋而居，雖宰執大臣亦然。屢從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將劉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結果等他死後，子孫們竟無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楊礪官居樞密副使，照樣借住樓店務的房子，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其“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宋史》卷二八七)。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雖然能節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葉夢得《石林詩話》：“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就是說，有時候他們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緊急公文需要辦理，按制度還得軍政兩府(即宰府、樞密院)的首長連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員拿著公文一家一家去請各位領導畫押，“既稽緩，又多漏泄”。於是，“元豐初，始建東西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四位，俗謂之八位”。因知從宋神宗元豐時起，兩府首長才有了建在皇城區的官邸。
　　不過,能免費住進“兩府八位”的畢竟沒有幾個，中下級官員還得“僦舍而居”。所以，先後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職的江休復曾抱怨說: “望月初請料錢(即月薪)，覺日月長; 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江鄰幾雜誌》)，可知房租是按月繳納的，對比收入，“恩格爾系數”也不低。而且在《宋史·食貸志》等載籍裏，還不時見到有關“樓店務增三分房錢“的爭論。
　　元朝的情形和北宋相似，起碼大多數漢族官員在住房方面的待遇是這樣。名臣宋本出生在大都，自進士及第後，從翰林修撰累升至禮部尚書，原有的私宅因家貧被父親賣掉了，本人“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元史》卷一八二)。
　　明代大體因襲其舊，但又有新的動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蓋房或買房。如當時制度規定，每個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雜務，亦可不用而將皂役的工食銀折算歸己。《玉堂叢語》卷二記，謝鐸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把這些錢全積攥起來，“買官廨三十余區，居學官以省僦值”。就是把原先國家租借給學官們的住宅一次性買斷，使其所有權關係從國有變為機關所有，專供在本機關任職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錢。仔細推敲起來，用來買斷產權的這些工食銀，原來該按月分給各人的，謝鐸的這一做法，從長遠看是為後人辦好事，從眼前看卻是讓現任者吃虧了，因為房子屬機關所有，一旦調任或退休，還得退還。
　　相比之下，以禮部右侍郎兼北京國子監祭酒的林瀚，其做法更令人服帖。《明史》卷一六三稱，林瀚“典國學垂十年，饌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由(林)瀚始”。就是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為機關蓋住房，為眾人謀福利。
　　這兩條資料，還透露出一點資訊，就是同樣為兩都的京朝官，若在國立中央大學任職，因別無“外快”收入，經濟上更困難，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可小看的負擔。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傢具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為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傢具雜用有六十三種二百餘件，縣丞、主簿等有六十種，典史僅十九種。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彙報。朱元璋得知後，為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典故紀聞》卷四)據此可知，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傢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裏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彙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於是“跣足登床，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

作者: st851430 時間: 2012-4-23 12:59 PM

可是讀了一些書才知道當時(唐朝)最嚴重的應該不是房屋不夠而是土地的問題比較嚴重因為世家大族以及王公貴族都在搞土地吞併所以土地會缺乏導致均田制轉變成租傭調再到兩稅法......不過也有可能是那些學者自圓其說真正的還是要參考那些文獻

作者: redleave12488 時間: 2013-8-1 11: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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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iskerRyu 時間: 2016-4-12 07:12 PM

古代封建制度的觀念，當祖先如為大官權貴，那他子孫一定會會繼承，搞的後來上來的人要土地只能用各種不同方式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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