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僅受資本主義經濟秩序運作影響、而且向著它發展的歷史時代，這一事實本身就使得瞭解和解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演變史，成了認識這一社會經濟秩序的本質並依此來反思我國轉型社會所處的演化過程階段的一項有意義的學術工作。
在近現代人類思想史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佔據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作為一個思想深邃、視野廣闊和見解獨到的思想巨人，韋伯已對世界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界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以致於有的論者把他視作為與馬克思（Karl Marx）和塗爾干（Emile Durkheim）齊名的三大思想家和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對此，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評價道：「在我看來，韋伯是站在西方文明發展的轉折點上。他看到了古老體系的解體，並抓住了它的實質，而這是他同時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對於構思科學發展的方向，韋伯做出了比其他任何名人都更多的貢獻。這個新的方向預示了把握即將到來的新社會的根本意義。」（轉引自漢·諾·福根：《馬克斯·韋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3頁。）
韋伯對西方思想界的巨大影響，首先是經由帕森斯譯介韋伯的著作而在美國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韋伯的影響經由「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重新回復到德國本土和歐洲學界。在德國和歐洲的學者重新認識到韋伯思想重要性的同時，一些德國學者也開始從韋伯本人的文本脈絡、思想淵源、時代歷史背景以及韋伯的家庭生活和個人精神歷程等多維視角來重新解釋韋伯，從而發生了一個「祛『韋伯美國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曾有人對帕森斯把韋伯塑造成「社會學家」的做法提出異議。這裡，且不管是否應該把韋伯視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一個法學家、一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經濟史學家，但迄今為止，還似乎無人懷疑韋伯在人類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隨著韋伯一些學術著作和生前的手稿的整理出版，以及隨著國際上學術和文化各界對韋伯思想研究的深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韋伯思想世界」。並且，這個韋伯思想世界是如此的博大紛雜、深邃繁複和撲朔迷離，以致於當代許多研究者都把韋伯的著作和有關韋伯研究的文獻，視作為一種巨大的學術資源和思想的「採礦場」。而這部《經濟通史》，無疑也是韋伯存留在人類學術思想資源「礦藏」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韋伯在生前曾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其他大量文著出版和發表，但他的主要著作還是以手稿和授課筆記的形式留給了世人。在韋伯辭世後，經由韋伯的遺孀瑪莉安妮和一些研究者的整理，這些數量巨大的手稿與筆記已陸續出版，並已被翻譯成多國文字。目前已出版的韋伯的主要德文和英文著作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經濟通史》，《宗教社會學》，《中國的宗教》，《古代文明的農業社會學》，《社會科學方法論》，《馬克斯·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馬克斯·韋伯論資本主義、官僚制與宗教》，《馬克斯·韋伯的社會與經濟組織理論》，《馬克斯·韋伯論個人魄力型權威與社會組織》，《韋伯政治學文選》等。另外，由德國韋伯專家蒙森（Wolfgang Mommsen）、施魯赫特（Wolfgang Schulchter）和溫克爾曼（Johannes Winckelmann）等主編的數十卷本的《韋伯全集》，也從1984年起開始出版。
從成書時間上來看，韋伯的這部《經濟通史》應是他生前的最後一部著作。然而，奇巧的是，它卻是韋伯的第一部被譯成英文的著作。這部《經濟通史》，是根據韋伯於1919—1920年第一學期在慕尼黑大學講授「普通社會經濟史概論」課程時學生們的聽課筆記整理出來的。德文原版是在韋伯逝世後，在韋伯遺孀瑪莉安妮的主持下，由兩位德國學者赫爾曼（Siegmund Hellman）和帕爾義（Melchior Palyi）整理出版的。英譯本則由著名美國經濟學家、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開山鼻祖弗蘭克·奈特（Frank H. Knight）於1927年譯成英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國翻譯家姚曾廙先生根據奈特的英譯本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並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以《世界經濟通史》的書名出版。在本書中文第一版1981年印行時，中文譯者姚曾廙先生已經去世。
目前的這一新中文版，是筆者應邀根據姚曾廙先生的中譯本校訂而成的。這次重新校訂，我仍然參照了由美國Transaction出版社所轉印的奈特的原英譯本。由於原中文版已翻譯得很「到位」，在這次校訂中，我只是根據時下的理論知識和學術慣例，更改了一些西方學者的中譯名（如原中文版把作者「韋伯」翻譯成「維貝爾」，將「桑巴特」翻譯為「佐姆巴特」等），並根據筆者的淺薄經濟學專業知識和自己的理解，更改了一些專業術語和譯法，而絕大部分譯文文本，則基本上未大改動。另外，在這一新中文版中，我也根據德文原版書名和英譯本的書名，將新中文版書名由《世界經濟通史》改為《經濟通史》，從而使這三種版本的書名同一起來。
在美國Transaction出版社1981年重新轉印奈特的英譯本時，該出版社約請了一位學者科恩（Ira J. Cohen）撰寫了一篇幅甚長的「導讀」。在根據這個英譯本校訂本書時，我發現這篇「導讀」的學術水平和學術價值均甚高，故邀復旦大學的王永欽博士共同翻譯了這篇「導讀」，並附在這一新中文版中。在閱讀韋伯的這部《經濟通史》正文之前，讀者如能讀一遍科恩博士的這篇「導讀」，相信對把握本書的脈絡，對全面瞭解韋伯的思想進路，都會大有助益。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書的德文初版者和英譯者均將此書冠名為《經濟通史》，但嚴格來說，韋伯的這一著作並不是一部詳盡和全面的世界經濟史，而是一部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生發和型構史。因此，如果有興趣的讀者能在閱讀本書時，參考閱讀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三卷本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譯本由三聯書店1992—1993年出版）和諾思、托馬斯（Douglass C. North && Robert P. Thomas）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並對韋伯、布羅代爾、諾思以及馬克思的有關思想和歷史觀進行比較，也許會發現許多有意思的問題。依筆者愚見，如果說馬克思主要致力於從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的角度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機理的話，諾思則反過來從私有產權關係的確立和建構來解釋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與之相對照，如果說布羅代爾欲從歷史上人們的日常物質生活來再現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產生過程的話，韋伯則更傾向於從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來探尋資本主義建制發生的精神資源。這裡，不管歷史學家如何在自己的文本（context）中再現歷史，也不管思想家從自己的知識論背景如何看待現代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卻早已是一個歷史的和現實的社會實存。正如科恩博士在本書「導讀」中所言：「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僅受資本主義經濟秩序運作影響、而且向著它發展的歷史時代」。這一事實本身就使得瞭解和解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演變史，成了認識這一社會經濟秩序的本質並依此來反思我國轉型社會所處的演化過程階段的一項有意義的學術工作。
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歷了並仍在經歷著一個從行政控制經濟（administratively controlled e-conomy）向市場經濟的歷史轉型期。這一轉型從經濟制序（economic institutions）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秩序（economic order）—— 亦即哈耶克（F. A. Hayek）所說的「人之合作的擴展秩序」—— 在中國社會體系內部的型構、生長和擴展過程；從社會體系的角度來看，它則是韋伯所理解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過程的一個延伸或者說組成部分。從哈耶克和韋伯的理論視角來反思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過程，讀者或許會發現，在過去二十餘年以及在當下中國社會內部市場秩序的生長和擴展過程中許多已發生的並正在成為歷史的事件和實踐，尤其是已發生並在繼續向前延續著的民營經濟的生成和發展的軌跡，與韋伯在這部《經濟通史》中所描述的近代西方市場秩序的生成和擴展的史實圖景，曾有某種「何曾相似」之處。
由於當今中國是處在一個韋伯所說的已「祛魅」和「理性化」的現代世界中，尤其是隨著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及其運作方式的引入以及目前中國政府機構的制度規則向世界貿易組織（WTO）運作規則的調適，今天和未來中國內部市場秩序的生長和擴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重新走一遭近代西方歷時數百年的市場經濟秩序型構和發展的痛苦和漫長過程。毋庸置疑，中國社會會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歷史時期中完成自己的市場經濟制序的生成和制度化過程。然而，問題在於，在未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和中國社會的制度化（constitutionalization）過程（這兩個過程應該也必定是同一的）中，數千年傳統中國文化資源中的精神底蘊和數十年行政控制經濟實踐所遺留下來的體制運作的「機制殘存」還會在相當長的時期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在有著數千年傳統文化資源和數十年行政控制經濟（這種資源配置體制無疑也是韋伯所說的「世界理性化」的一個畸形結果）實踐這一歷史背景中，未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中國社會的制度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為向「法治國」的過渡）的路徑將是怎樣的？對目前處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學人來說，在這個問題背景中閱讀韋伯的這部《經濟通史》，反思韋伯在自己的文本中所勾畫和復現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種種建制的歷史演化圖景，對認識和把握中國經濟社會體制變遷的實質及前景，也許不無益處。
下面謹對本書的英譯者和中譯者向讀者略作介紹。
如上所說，韋伯這部著作的英譯者為世界著名經濟學大師、公認的當代經濟學中的芝加哥學派開山鼻祖弗蘭克·奈特（Frank H. Knight）。奈特於1885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的一個農場，1911在田納西州的米利根學院獲學士學位，1913年從田納西大學獲碩士學位。同年，奈特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哲學，一年後在哲學系的熱心幫助下開始學習經濟學，師從於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阿爾文·S·約翰遜（Alvin, S. Johnson）和阿蘭·A·揚（Allyn A. Young）。1916年，奈特從康奈爾大學獲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就是後來（1921年）出版的公認的經濟學的經典名著《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1918年，奈特曾在康奈爾大學任教一年，然後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兩年，接著移居衣阿華大學，在該大學晉陞為副教授和教授。1927年，奈特回到芝加哥大學（同年他出版了韋伯的這部《經濟通史》的英譯本），隨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成了在芝加哥大學對學生們和教職員工最具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家。儘管後來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多次試圖將奈特從芝加哥挖走，但均未成功。結果，從1927年開始，奈特一直在芝加哥任教，直至1958年從芝加哥退休。奈特退休後，仍然居住在芝加哥，直到1972年辭世。
奈特在芝加哥大學和美國經濟學界的巨大影響，使他贏得了世界性的巨大聲譽和經濟學專業領域的最高榮譽。譬如，儘管他於1936年和1937年兩次主動放棄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提名，1950年他仍被推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並於1957年獲弗朗西斯·沃爾克獎章（Francis Volcker Medal）——該學會的最高獎勵。奈特一生出版過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且幾乎每部著作都有著重要的理論影響。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1921）這部經濟學的世界名著外，奈特的主要著作還有《經濟組織》（1933）、《競爭的倫理學及其它文論》（1935）、《自由與改革：經濟學與社會哲學論文集》（1947）、《論經濟學的歷史與方法》（1956），以及《認知力與社會行動》（1960）等。
在談到奈特的學術貢獻時，這裡尤其要特別指出的是，他被公認為目前在國際經濟學界（包括當下中國）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ism）的先驅之一。譬如，早在1924年，奈特就發表了「社會成本解釋中的一些錯誤」一文，提出要深入探討「社會成本」這個概念，並指出了庇古（Cecil A. Pigou）的《福利經濟學》（1920）這一經濟學世界名著中的一些缺點和誤識。這要比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Ronald Coase）在1960年發表的改變絕大多數當今世界經濟學家思想認識的著名論文「社會成本問題」要早近四十年。也正是在這篇文章中，奈特提出了當代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核心觀點：僅當稀缺資源的產權被明確地予以界定時，市場才會是有效率的。
像奈特這樣的一代經濟學大師，為什麼能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放下自己的研究和著述來翻譯韋伯的這部《經濟通史》？這是否與奈特本人早年學哲學有關？目前在復旦和上海的學術環境和資源條件下，我還無力對此做進一步詳細考證。但像奈特這樣的一代經濟學巨擘能翻譯韋伯的《經濟通史》這一事實本身，就可足以證明這部學術巨著的重要性了。事實上，在1927年翻譯出版韋伯的這部著作後，奈特還在芝加哥大學連續舉辦馬克斯·韋伯思想研究班，並影響和型塑了美國一大批經濟學家的思想，其中包括奈特的學生、另一位當今世界舉世公認的經濟學大師和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單從這一事實來看，韋伯的《經濟通史》這一巨著能在中國出版，應該說是我國學術界的一件大事。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餘年後的當下社會體制格局中，中央編譯局出版社能出版這一著作的新中譯本，想必將會對我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未來學術探索和理論發展，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本書的中譯者姚曾廙先生，曾用筆名天馬，1912年1月出生於江蘇鎮江。姚先生早年失怙，1930年入燕京大學政治系學習，曾獲得金鑰匙榮譽獎。畢業後，姚先生曾執教於中國大學，但因抗戰期間遭日偽當局通緝，轉往大後方，就職於重慶國民政府財政部視察室，代理室主任。抗戰勝利後，姚先生執教於東吳大學，後因肝病，不得不辭去教職。解放後，經上海市委統戰部的推薦，姚先生一直從事翻譯工作，直到1976年辭世。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姚曾廙先生曾為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等國內頂尖學術出版社翻譯了經濟、歷史、外交等眾多外國學術名著，總計在六、七百萬字。其中有《現代英國經濟史》、《現代英國》、《中國關稅沿革史》、《美國人在東亞》、《遠東國際關係史》、《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日本維新史》、《世界經濟通史》（本書）、《現代資本主義》、《卡斯特羅和古巴》、《麥克米倫回憶錄》（第2卷）、《墨西哥土地制度》等。姚先生的譯文準確、嚴謹；中文流暢簡潔，受到業內專家的高度評價，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學界公認的具有很高成就的老一輩翻譯家。
現下，《經濟通史》的著者、英文譯者和中文譯者這人間三傑均已作古，但著者韋伯在二十世紀初所勾畫描述的現代市場經濟秩序卻依然興盛不已，並在信息和英特網技術的迅猛發展中不斷地擴展和演進。逝者如斯，時不我待。在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古國再望復興的啟始點上，這裡謹錄韋伯在其「以學術為業」的著名講演中所引述的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一句名言於次，願與本書的讀者和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同仁共勉：「千載已逝，方知命數；欲契運會，千載悠悠」。?
馬克斯·韋伯的《經濟通史》，姚曾廙譯，韋森校訂，中央編譯局出版社將於最近出版。
註釋：
?卡萊爾這段話的英文原文為：「Thousands of years have passed before thou could tenter into life, and thousands of years to come wait in silence that thou wilt do with this th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