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討論區

標題: 诸葛家族从显赫一时到族灭全过程 [打印本頁]

作者: lljhblack 時間: 2011-4-26 07:52 PM 標題: 诸葛家族从显赫一时到族灭全过程

在孫吳中后期的軍政舞台上，諸葛恪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他的榮辱成敗不僅關系其個人或家族之興亡，而且影響著孫吳政權的盛衰。不過，對諸葛恪歷來評價分歧頗大，譽之者將他與乃叔諸葛亮相提並論，抑之者則貶斥為亂臣賊子。但無論譽之、毀之，有關評論多集中在孫權、孫亮父子更替之際的北伐活動上，而對其一生軍政活動的發展過程及其他方面則缺乏足夠的關注，從而對他的相關評論難免帶有片面性。有鑒于此，本文對諸葛恪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從一個側面論述孫吳中后期政治的變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諸葛恪辯論戲弄之事及其所顯現的門風問題

諸葛恪（203—253年）字元遜，琅邪陽都人，其父諸葛瑾東漢末年避禍至江東，瑾為后來成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之兄。瑾長期充任孫權的長史等軍政參謀職務，為人謹慎，從政穩健，深得孫權敬重，是孫吳僑寓之士的杰出代表。《三國志》卷五二《吳書·諸葛瑾傳》載瑾與“（孫）權談說谏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诘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于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又稱“瑾為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陳壽在《三國志》卷五二傳末“評曰”中也稱贊“諸葛瑾、步骘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說明瑾是以德望見重于世的人物。正是由于諸葛瑾的努力，確立和鞏固了諸葛氏在江東的地位。從當時情況看，在孫吳僑寓家族中，琅邪諸葛氏之門望僅次于彭城張昭家族[1]。

諸葛恪為瑾之長子，肩負家族承傳的重任，但瑾對他極不放心，《三國志·諸葛瑾傳》載恪“名盛當時，（孫）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諸葛瑾如此擔憂家族的命運，在于諸葛恪的才學、作風與之大異其趣。《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載恪“少知名”，注引《江表傳》：“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可見恪自少便以才顯名，反應快，善言辭，“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之所以“見而奇之”，“深器異之”，正在于此。孫權出自寒門，在文化上受儒家禮法的約束較小，表現出輕脫佚蕩的特征[2]，造成了當時盛行的嘲弄戲笑的風尚。在這方面，諸葛恪是孫吳朝臣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很得孫權賞識。關于孫權、諸葛恪之間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個方面，請略述之如下。

其一，關于家庭倫理方面的。《三國志·諸葛恪傳》：

恪父瑾面長私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

又，《太平廣記》卷一七三《俊辯一》引劉氏《小說》：

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諸葛亮）？”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無以遠過，且為君叔，何宜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偽主，暗于天命，則不如從容清泰之朝，贊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

孫權以諸葛瑾、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為談笑話題，而恪非但不生氣，反而別為之解，目的是讓孫權“大噱”、“舉座歡笑”。諸葛恪本人也常以別人父諱開玩笑。《太平御覽》卷八三○引《諸葛恪別傳》：“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語如此。儒家禮法對父祖家諱等有嚴格規定，諸葛恪在這方面與孫權唱和，可見他們的禮法觀念比較淡薄。

其二，對孫吳儒學士人代表張昭的嘲弄。張昭是孫吳時期最重要的儒學士大夫，對孫吳早期立國和發展有重大影響，為人嚴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禮法之士，他常對孫權的輕脫之舉如酗酒、射獵等提出尖銳的批評，于是孫權、諸葛恪一再設計嘲弄他。《三國志·諸葛恪傳》載：“（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麾仗钺，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后，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注引《江表傳》又載：“嘗有白頭鳥集于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鹦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鹦父。’ 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諸葛恪之所以一再戲弄張昭，主要目的是為了沖擊禮法，嘲弄神聖[3]。

其三，在外交活動中與蜀國使節以言辭相競。吳、蜀聯盟，不斷有使節往來。在接待蜀使過程中，諸葛恪常受命嘲難對方。《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權嘗飨蜀使費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權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鳳凰來翔，骐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祎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鹹稱善焉。”《三國志》卷五三《吳書·薛綜傳》注引《江表傳》：“費祎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祎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祎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4]又，《三國志》恪本傳，“后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恩诏，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以此開釋孫權對自己家族的疑慮，同時羞辱蜀使。

其四，插渾打科、惡作劇式的戲笑。《三國志》恪本傳注引《恪別傳》載：“恪嘗獻權馬，先媰其耳。范慎時在座，嘲恪曰：‘馬雖大畜，禀氣于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于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世說新語·排調》：“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台，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后于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

不僅諸葛恪如此，其弟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類似的表現。《三國志·諸葛瑾傳附子融傳》載融襲瑾之爵位，並領兵駐公安，他與將士十分融洽：“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辄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于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绮。”由此可見融之日常生活相當自由、少節制。關于融之文化傾向，本傳注引《吳書》又載：“融字叔長，生于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后拜騎都尉。”融之輕脫與其兄不同，他雖不長于口辯才捷，但他表現在“多技藝”（各種游戲）和“驕樂”、“奢绮”上。

正史和小說等材料對諸葛恪、諸葛融兄弟的這方面記載如此集中，說明他們為人處世的態度和行為確實有這方面的表現。不過，以往人們對這些材料並未引起重視，即便說起，也僅以趣聞轶事視之，少有人予以學術上的關注和剖析。特別在偏狹的禮法之士看來，他們更以不經之論加以鄙視、斥責。盧弼《三國志集解》卷六四《諸葛恪傳》引“或曰”論此云：“凡此諸事，皆口給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啟釁鄰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為笑，人道無復可論矣，何足以辱簡牍哉！史家無識可笑。”這代表了絕多數正統儒士的看法。盧弼于此下案云：“史家美惡兼書，以昭勸懲，‘或說’失之。”盧弼雖以為史家可以記載這類事情，但對事情本身也並不贊賞，目的在于“勸懲”。這都是站在衛道的立場上說話的。

其實，從文化史或社會史的視角看待這些材料，不僅可以獲得新的認識，而且有助于分析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階級出身及其門第。關于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門第，人們一般多以高門世族視之，《三國志》卷五二《吳書·諸葛瑾傳》注引《吳書》：“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于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太平御覽》卷四七○引《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族。”這是魏晉以降的看法。琅邪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漢諸葛豐，《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載亮“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后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查《漢書》卷七七《諸葛豐傳》，豐字少季，琅邪人， “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為貢禹所薦，任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史無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終因此導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為庶人。漢代政治文化是“王霸雜用”，儒學之士也重視吏能，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說明他具有儒學修養，但在政治實踐中，他則表現出重法術的特征。因此，陳寅恪先生將諸葛氏家族文化的傳統歸之法家：“諸葛亮為諸葛豐的后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而非儒學世家[5]。方詩銘先生《三國人物散論》“諸葛亮家世”條指出，根據琅邪諸葛氏的譜系，自西漢諸葛豐之后，直到諸葛亮、諸葛瑾兄弟，其間已經過兩百余年，“應該說，他們的關系極為疏遠，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個疑問。至于其父諸葛珪所任不過是太山郡丞，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從父諸葛玄得為豫章太守，更是在戰亂年代為袁術或劉表這類割據者所任命，他們都不是當時的顯赫人物。”因此，他以為琅邪諸葛氏並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類，而應該屬于“單家”，諸葛瑾、諸葛亮兄弟 “並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們有才能，並正逢漢末三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機緣。根據陳、方二先生所論，琅邪諸葛氏家族出身于非儒家之寒門，從而糾正了《晉中興書》所謂諸葛豐“子孫代居二千石”的記載，是很有見地[6]。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世族與寒門的分別主要不在于事功勳業和財富，而決定于文化傳統。陳寅恪先生曾指出漢末士大夫社會，“其為學也，則從師受經，或游學京師，受業于太學之博士。其為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于宗族鄉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征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准，即仁孝廉讓等是。”[7]這在理論上明確了世族與寒門的文化標准。但就具體家族而言，情況則比較復雜，在世族與寒門（側重于文化分別）、大族與單家（側重于社會勢力的強弱）比較典型的狀況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在兩極之間還有一些處于過渡狀態的家族。就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處于世族與寒門之間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雙重特點：諸葛氏早有習儒的傳統，雖發展的不夠充分，但始終延續下來。據《三國志·諸葛瑾傳》，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這表現出受儒學文化影響的氣質，但從瑾弟亮的政治實踐與文化傾向看，則偏重于法術，顯得“駁雜”不純[8]。又，諸葛瑾雖習儒，但他並非經師，且其諸子皆不專儒，融“學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確實沒有實現“儒家化”，故恪、融皆放達不羈，顯得輕脫，不守禮法，頗多寒門的特征，與儒家禮法世家明顯不同。至于諸葛氏仕宦地位，諸葛豐之后確實沒有出現載入史冊的高級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沒有實現“中央化”，當屬于有一定勢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況下，在漢代正常的社會標准下，像諸葛氏這樣的家族要出現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門第，要經歷較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我們通過對諸葛恪通脫簡易之事的分析，可以進一步地說，諸葛氏家族的門風具有世家和寒門階層的雙重特征，這與其家族正處于由單家向世族轉變的過程是一致的。

二、黃武至赤烏年間孫權對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動

由上所述，諸葛恪是一個才藝之士，論說辯難，“口給御人”，這與乃父諸葛瑾“笃慎”、“恭敬”的作風大相徑庭，頗似漢代宮廷中的“俳優倡技”之屬。不過，孫權輕視禮法，對恪之言行大加贊賞，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攜，將他作為孫吳僑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點培養，從而使他在黃武以后逐步成為孫吳政壇的一個重要人物，並親歷了一些重大的軍政事件。概而言之，孫權對恪之培養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將諸葛恪培養成太子孫登東宮輔政集團后進之士的領袖人物。黃武元年（222年）孫權稱吳王，以長子孫登為王太子，黃龍元年（229年），權稱帝，又以登為皇太子。孫權對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視的，除了精心挑選太師、太傅外，重點是選擇東宮屬吏。《三國志》恪本傳載其“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同書卷五九《孫登傳》記載更詳：“（孫權）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铨簡秀士，以為賓友，于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寤。……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為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為賓客，于是東宮號為多士。”一般地說，東宮僚屬將來都有可能成為太子執政的主要輔助班底。由于孫權的安排，諸葛恪不僅成為太子核心的賓客，即所謂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視為其中的領袖。孫登曾命侍中胡綜作《賓友目》，評恪“英才卓越，超逾倫匹”[9]，后登病重，死前力薦東宮人士，以為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 [10]。盡管后來孫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諸賓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見孫權父子對諸葛恪的重視。這對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11]。

二是孫權任命諸葛恪負責具體軍政事務，意在考察和鍛煉他的實際才干。《三國志》恪本傳載孫權欣賞諸葛恪的才思敏捷，“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谷，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所謂“欲試以事”，既是考驗，也是培養，孫權的用意是將來以恪為孫吳核心輔政大臣。不過，恪性格輕佻、粗疏，有華而不實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謂其非保家子，每以憂戚”，所謂知子莫若父，此之謂也。恪叔父亮為蜀丞相，對此也很擔心。恪本傳注引《江表傳》： “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谷，糧谷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當時東宮同僚中也有人評論恪“才而疏”[12]，看來並非個人恩怨，而是有事實依據的[13]。孫權對諸葛恪的這一安排，其本意是為了鍛煉他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

三是支持諸葛恪領兵平定丹楊郡等地的山越。孫權有心培養諸葛恪，希望他能夠建功立業，樹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徑或方式達到這一目的呢？對此，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據《三國志》本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余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當時江南丘陵山區生活著數量眾多的越人后裔和漢族逃亡人口，人們統稱之為“山越”，形成了勢力強大的“宗部”。特別是丹楊郡，為孫吳京師所在，又與江淮地區曹魏統治區毗鄰，相互交通，對孫吳構成嚴重的潛在威脅。恪傳載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孫吳立國江東，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幾乎所有的將領都參與過對山越的戰爭[14]。嘉禾三年（234年），孫權任命諸葛恪為丹楊太守、撫越將軍，“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孫權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對待出征山越的諸葛恪，這是其他將領從未得到過的。恪主持剿越任務，汲取過去的成功經驗，明令各地軍政官員“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險要；自己的軍隊則控制關口要塞，“但繕藩籬，不與交鋒”，等待糧食作物成熟，搶先收割，“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對出降者，“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僅從根本上清除山區的隱患，而且為孫吳增加了大量的軍隊和勞力。嘉禾六年，諸葛恪征討丹楊山越之事基本結束，“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為威北將軍、封都鄉侯。以討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榮，則恪為少見。此后，他成為孫吳主要的軍事將領之一，先后出鎮皖口、柴桑等地。赤烏八年，陸遜死，“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成為孫吳主持長江上流軍政的主要方面。這也為他后來入京輔政奠定了基礎。

由上述可知，自黃武初以來，諸葛恪進入太子東宮賓友集團，並成為其中的領袖人物，以至赤烏間位列大將軍，其地位上升之快、權位之重，一帆風順，令人側目。何以如此呢？這顯然與孫權的精心設計和具體安排是分不開的，而孫權對諸葛恪的獎掖、提攜則有更深層的政治原因。孫吳自立國以來，其統治集團主要由三種勢力構成：一是孫氏宗族勢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東本土大族。由于階級差別和利益沖突，一開始江東地方大族是抵制孫氏武裝勢力的，孫氏對他們也采取了“誅其英豪”的政策，而對流寓人士則加以扶持。建安后期，孫權意欲正式建國號于江東，必須贏得江東地區大族的廣泛支持，于是推行一系列的“江東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吳人治吳”[15]。在這一過程中，陸遜先為上流軍事長官，顧雍后為丞相，成為孫吳“江東化”的標志。不過，必須指出，孫權作為一位具有很強的專制欲望的割據君主，他對江東本土大族壟斷孫吳軍政大局的狀況是心存擔憂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攜、培植僑寓人士的勢力，以遏制江東大族勢力的膨脹。孫吳地方社會的人才選舉與曹魏相似，也受到漢代“鄉舉里選”傳統的影響，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僑寓人士一方面由于脫離鄉里，在選舉中自然處于劣勢；另一方面由于他們人才較少，隨著漢末流遷英俊的逐漸凋零，其力量不斷削弱。這樣，在孫吳政權“江東化”背景下，孫吳皇族、皇權與僑寓人士盡管在思想文化觀念與利益傾向上也存在種種矛盾，但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結成政治同盟，以制約江東地方大族勢力[16]。從黃武年間以來，孫吳發生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政治斗爭，這背后主要是孫權操縱，但都援引、優遇僑寓勢力，目的在于打擊江東大族，如“暨艷案”、“呂壹事件”、“二宮構爭”等，無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學者習慣用南、北人士的沖突、斗爭的線索來解釋孫吳政治史的發展規律[17]。確實，僑寓人士比江東人物對孫吳皇權的依賴性更強。孫權在立太子后，其東宮賓友中，可考者以北人為主：諸葛恪，琅邪人；張休，彭城人；陳表，廬江人；羊衜、謝景，南陽人；范慎，廣陵人；只有顧譚為吳郡人，刁玄為丹楊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繼位，其核心輔助集團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后進人士為主，而諸葛恪則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為孫權的重點培養對象。在這一背景下，諸葛恪在上升過程中，為貫徹孫權的政治意圖，必然要與江東大族代表人物發生矛盾沖突。據《三國志·陸遜傳》，遜為江東大族首望，他曾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國志》恪本傳，赤烏中，恪特與陸遜書云：“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這是陸遜讓人轉信給恪，提醒他有關用人標准等問題，恪回信表示贊同：“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這說明恪的有關政策、言行與陸遜相左，遜特轉言批評，恪回信解釋以消除矛盾。恪何以與位隆權重的陸遜相抗呢？恐怕主要是執行孫權的意見。

不過，赤烏年間的“二宮構爭”中，諸葛恪的態度竟與孫權相左，而與陸遜一致，頗令人費解。所謂“二宮構爭”，是孫權一手導演的皇位繼承人的斗爭。太子孫登于赤烏四年早逝，權立三子和為太子，但同時扶持四子魯王霸，形成“二宮構爭”的局面，以致“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而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18]。太子和黨的領袖是陸遜，其他骨干分子也多為吳地大族子弟，而諸葛恪深知孫權支持魯王，但仍站在太子一邊，如何理解呢？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觀念上的因素外，還有一些具體原因，即太子和妃為恪之外甥女，和之廢黜與否，與恪之個人及家族的興廢有一定的關系。因此，他附和陸遜，支持太子和。不僅如此，恪后來主政，還想恢復廢太子和的地位。《三國志·吳書·孫和傳》：“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並致問于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洩。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況下，不能不考慮到這一因素。諸葛恪以為孫權最終會聽取大多數朝臣的建議，維護太子和的地位，于是他也支持孫和。另外，太子和的母親王氏為琅邪人，與諸葛氏為鄉里，恐怕早有往來。孫吳宮闱制度混亂，影響政治甚大，這點恐也值得注意。當然，作為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人物，諸葛恪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斗爭中的變數，為確保萬無一失，他又將自己的長子綽安排到魯王霸黨之中，《三國志》恪本傳：“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鸩殺之。”恪父子在“二宮構爭”中腳踩兩只船，最終使其長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表明諸葛恪對此事的態度，主要出于現實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慮[19]。

三、建興年間諸葛恪北伐及其失敗原因的分析

經歷長時間的“二宮構爭”，孫權于赤烏十三年廢黜太子和，將魯王霸賜死，以年幼的少子亮為太子，卷入“二宮構爭”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無情摧殘。太元元年（251），孫權病笃，他開始物色孫亮的輔政人員，諸葛恪等人得選。《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孫亮傳》：太元元年冬，“權寢疾，征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诏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三國志》恪本傳載“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后事。”注引《吳書》載之更詳：

權寢疾，議所付托。時朝臣鹹皆注意于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很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見臥內，受诏床下，權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诏，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诏有司諸事一統于恪，惟生殺大事然后以聞。

由于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場，在江東儒學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運之后，他成為孫吳社會中重要人物，所謂“朝臣鹹皆注意于恪”，說明人們對他的推崇，孫權也順勢诏令“有司諸事一統于恪”。

不過，恪主持軍國大事，缺乏名望，當時侍中孫弘便利用孫權之死，圖謀秘不發喪，想矯诏誅恪，恪得孫峻幫助才保住權位。這表明恪之輔政地位很不牢固。他當時給駐守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寫信說：“……吾身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托，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懼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視，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唇齒？”[20]這體現出身為首席輔政大臣的諸葛恪的孤獨而憂懼的心態。哪如何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呢？諸葛恪在政治、軍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國志》恪本傳注引《吳書》載孫權死前著力提高恪之聲望，“群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敘。諸法令有不便者，條例以聞，權辄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這是對孫權統治中晚期以來法禁嚴酷的情況加以調整，意在爭取民心。孫權死后，恪“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21]所謂“罷視聽，息校官”，就是廢除為士大夫社會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責，除關稅”，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顧雍、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22]，因而深得士民的擁護，“眾莫不悅”。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如孫權第五子齊王孫奮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作書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條禁，批評奮“多違诏令，不拘制度”的惡行，責其遷出軍事重鎮武昌[23]。恪這一舉動十分堅決，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地位。

不僅如此，諸葛恪甚至有遷都的打算，《三國志》卷四八《吳書·孫亮傳》注引《吳錄》載“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孫和傳》也載：“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孫亮傳》則載建興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門和內殿受災的情況。遷都為國家大事，恪當政未久，竟有遷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業為孫吳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大本營，恪不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難，其本身地位也常受沖擊。可以說，作為孫亮首輔的諸葛恪，其處境是比較困難的。對此，當時有識見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國志》恪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初權病笃，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以為聖人講“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責我“十思”呢？虞喜評曰：“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確實，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業政局復雜，一旦執政，意欲通過政治變革提高聲望，阻力重重，難以進行，無奈，遂生出遷都之意。但此事影響極大，涉及方方面面，難以落實[24]。

遷都既不得，諸葛恪發動了針對曹魏的北伐，想通過建立軍事業績來提高聲望，進而加強權力。建興元年十月，恪領兵四萬，會眾于東興（今安徽巢湖東南），因山勢築塢，鞏固城防，並乘魏軍不備，于天寒大雪之機，突襲魏軍得勝，魏軍死者數萬，並繳獲大量的器械物資。恪返師，進位陽都侯，加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這樣，恪集孫吳軍政大權于一身。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過，恪獲勝后，有輕敵之意，第二年春，“復欲出軍”，派人與蜀漢大將軍姜維聯系，東、西聯合攻魏。諸葛恪的這一軍事行動，引起了孫吳上下的強烈反對。《三國志》恪本傳稱“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谏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為說服大臣，恪特著論，以為曹魏權臣當道，政局不穩，“當今伐之，是其厄會”，但眾人主張維持現狀，“懷偷安之計”；至于眾人所謂“百姓尚貧，欲務間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現，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諸葛亮北伐的精神。這樣，“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25]，恪“于是違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在前線，諸將領也不支持戰爭，圍攻新城，數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勞，暑熱飲水，疾疫流行，死亡塗地。都尉蔡林 “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軍得知恪軍營困境，大舉進攻，恪兵敗退師，“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僕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並未認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浔陽屯守，再興北伐之舉，诏令相銜，不得已才旋師，八月，恪回到建業，“由此眾庶失望，而怨黩興矣”，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這樣，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將其刺殺。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張震、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皆夷三族。其弟融駐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飲藥而死，其三子皆伏誅。這樣，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26]。

諸葛恪北伐為何遭到如此慘重的失敗，並最終直接導致其家族的滅亡呢？這其中不僅僅有軍事方面的原因，還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萬之眾，欲一舉而得大功，這是很冒險的，將自己的命運與此役捆綁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論宣揚北伐，雖以“兼並天下而欲垂祚后世”為己任，但大話連篇，實際上，對戰略部署、戰術安排等並無細致、缜密的考慮，以致圍攻新城數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27]。其實，當時曹魏為司馬氏所控制，國力甚強，恪欲與之戰，就綜合國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對手[28]。

其次，恪剛愎自用，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出師之前，文武大臣的進谏之言，無不懇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線，他依然“剛很自用”，如圍攻新城的軍隊“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洩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將領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他非但不聽，甚至罷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敵，難怪后來臨淮臧均上書乞求收葬諸葛恪時說：“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眾，大小屏息。”[29]陳壽《三國志》卷六四傳論亦云：“諸葛恪才氣干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于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

再次，在諸葛恪北伐過程中反對最激烈的是江東人物，說明恪之軍事活動嚴重危害了他們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制。據《三國志·諸葛恪傳》，當恪圍新城最困難的時刻，“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同書《朱桓傳附子異傳》注引《吳書》：“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即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于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朱異出自吳“四姓”之一的吳郡朱氏，是江東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對諸葛恪興師北伐顯然是不滿的。又，據同書《朱然傳附施績傳》，丹楊人施績為孫吳名將朱然子，然為朱治姊子，本姓施，績復本姓，績領兵上流，與諸葛恪兄弟不睦，績遇戰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並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績隨軍北伐，而將其上流重任由諸葛融兼任，這實際上有利用北伐打擊異己的傾向。正因為如此，施績后來參預支持誅殺諸葛恪，並親自出馬抓捕諸葛融。孫峻敢于對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為“民之所怨，眾之所嫌”，這里的所謂“民”、“眾”，主要為江東本土之士民，因為諸葛恪興兵黩武，必然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自黃武以來，江東大族代表人物如陸遜、顧雍等明確主張保境息民，反對大規模經營北方。孫權始終堅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與此相呼應的[30]。對此，連曹魏、蜀漢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鄧艾傳》載鄧艾對司馬師說：“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于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佐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國志》卷四三《蜀書·張嶷傳》載“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眾以圖進取”，嶷謂諸葛亮子瞻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后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不為晚，願深采察。”他們都看出孫權集權苛政弊端叢生，以為諸葛恪只有改變孫權的“殺生賞罰，不任下人”的狀況，爭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穩固“根基”，否則，“其亡可待”。后來事態的發展，可謂不幸而言中了！

綜合全文所論，諸葛恪作為孫吳僑寓人士后進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辯論難與敏捷的應對之才，深得孫權的喜歡，成為孫權重點培養的人物，並終在孫權死前得為首席輔政大臣。為鞏固自己的這一地位，強化自己的權力，他急于樹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一再大舉北伐，不僅頻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幾傾全國之力，引起孫吳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對，于是最終導致兵敗于外，政亡于內，其家族在敵對勢力的政變中遭到覆滅性的打擊。通過對諸葛氏家族在孫吳的興亡史的考察，我們從一個側面看清了孫吳政治歷史演變的軌跡。

作者: 卡先生 時間: 2011-5-5 07:47 AM

就是個口才好點的二世祖，沒什麼本事又沒有自覺真是不幸。

歡迎光臨伊莉討論區 (http://a401.file-stat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