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討論區

標題: 《細說三國》(26) ------ 諸葛亮的為人 [打印本頁]

作者: alex5710 時間: 2009-2-28 12:28 AM 標題: 《細說三國》(26) ------ 諸葛亮的為人

基於許多發文質疑諸葛亮, 故用此文為武侯略為辯駁

在所有的三國人物之中，最能受到當代與後世的人崇敬的，是諸葛亮。孫權與蜀漢結盟，盟書中沒有提到後主，也沒有提到他孫權自己，卻明明白白標出了“諸葛丞相”四個字。讚揚諸葛丞相“信感陰陽，誠動天地”。

　　被諸葛亮打得抬不起頭來的司馬懿，一生不曾在別人手中吃過敗仗，應該是對諸葛亮“恨之入骨”了。這位司馬懿卻在蜀漢軍隊撤退以後，視察了一番諸葛亮的營壘佈置，忍不住說出“天下奇才”四個字，表露了內心對諸葛亮的佩服。

　　諸葛亮不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劉備在臨死的時候，一面對諸葛亮親口說：“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寫給後主與魯王、梁王等幾個兒子，說“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們應該以(諸葛)丞相為師”。字裡行間，劉備向兒子們稱許了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劉備左右的兩員虎將，具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關羽、張飛，膂力與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齡上也比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關羽也念過《左氏春秋》之類的書，張飛寫字也寫得出夠資格刻在石頭上作為碑銘的雄渾的字；這兩人雖然在劉備開始對諸葛亮禮遇之時，有點兒不以為然，過不了多久便完全瞭解諸葛亮確是劉備這條大魚所需要的水。再到後來，劉備于拿下成都以後，提升諸葛亮為將軍級的軍師將軍(不再是中郎將級的軍師中郎將)，又賞賜給諸葛亮以相同于賞賜關、張二人的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萬。關羽、張飛二人一點兒不覺得劉備做得過分，也絲毫不以變成了與諸葛亮於同等地位為恥。

　　而且，在關羽頗為以與馬超並列為恥之時(劉備自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只須諸葛亮一句安慰的話，便笑顏逐開。諸葛亮寫信給關羽，說：“馬超是一時之傑，英布、彭越之流，可以與張飛比一比，哪裡趕得上你‘鬍子’的‘絕倫逸群’呢?”諸葛亮和關羽的交情，可見已經夠得上稱關羽為“鬍子”了(筆者曾經僥倖以後輩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賞識，卻從來不敢在於先生面前說出“鬍子”這兩個字。雖則于先生正如關羽一樣，頗以自己的美髯為樂。于先生的鬍子之美，為民國以來的第一人)。

　　張飛與諸葛亮也極好，從偕同入川打劉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證明。倘若不是張飛、趙雲、諸葛亮三個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麼會席捲川北與川南呢?

　　趙雲的資格也比諸葛亮老得多，他在劉備死後隨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興七年——或建興六年年底——便去世了)。

　　黃忠去世得更早，在定軍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將另一位是馬超。諸葛亮不是故意把馬超擱在一邊，而是想重用馬超也無法辦到：馬超在劉備的章武二年已經去世了!

　　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他從“誠”字出發，對君上的忠是誠，真心真意地盡忠，這是忠誠。對朋友、同僚與部屬和諧共事，守信用，這也是誠，誠信。

　　諸葛亮因為能誠，所以能公。公是沒有私心。能夠以誠心待人，忘記了小我，—切為對方著想，因此所有的表現，都昭昭然是一個公字。陳壽稱讚他：“開誠心，布公道”，可謂十分正確。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因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於是，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有時候，使得因小過而被罰的人，知道了警惕而免於再犯更大的過；這在事實上是教訓了他。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便是這個意思。有些君王或長官，對臣民與部下完全放任，不賞不罰，造成了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這才是不負責任，也是對臣民與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評諸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嚴”是事實。他為了挽救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喜歡用重典”，卻不是事實。凡是要罰二十下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自己複判了以後，才許執行，我們怎麼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或殺人呢?

　　我說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麼?是：他對得起劉備，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他的家人與朋友僚屬，也對得起他自己，無愧於生平的抱負。

　　他對得起劉備，人人皆知。他對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證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達之時，各地的老百姓自動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進了四川，見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頭纏白布。他們並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祖先為諸葛亮戴孝戴久了，纏白布纏成習慣，不纏就會頭部受涼，因此而永遠纏下去，子孫相沿，直到今天)。

　　當時，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給諸葛亮建築一個廟。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認為這不合於“禮秩”，不許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紛紛在路旁設祭，一面再度向後主直接要求，至少為諸葛亮立一個廟，立在成都。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許。

　　有兩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乒校尉習隆，與中書郎向充，實在看不過去，就鼓起勇氣，向後主上了一個表，說：漢朝自從開始以來，功臣立廟的頗有前例。諸葛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不應該讓他“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習隆與向充，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不在成都立廟，而在沔陽(漢中的沔水之陽)諸葛亮墳墓的附近立一個廟。這一個辦法，總算被後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這些官僚與後主本人，在當時做夢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廟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劉備，不是後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記的官僚，而是我們所佩服的諸葛亮。

　　這個廟，我去瞻禮過。老百姓稱它為“武侯祠”。我到達以後，大吃一驚。原來這“武侯祠’大門之上有一塊匾，匾上的三個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廟”(劉備的廟，劉備死後諡為“昭烈皇帝”)。

　　原來，將近兩千年來的劉備的廟，不被老百姓稱為劉備的廟，而成了家喻戶曉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時候，昭烈廟就已經變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詩說：“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諸葛亮之“出師未捷身先死”，認為這是“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詩裡，把諸葛亮比成伊尹、呂尚，與蕭何、曹參：“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諸葛亮自己在青年時代，不過是自比于管仲、樂毅而已)。

　　他確是一位“文武兼資”的人物。陳壽卻只肯推許他的“理民之幹”，不甚欽佩他的“將略”。他是否真的不會打仗呢?是司馬懿打勝了他，還是他打勝了司馬懿?陳壽的批評，有很多人認為是曲筆(陳壽在晉朝做官，而晉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馬懿。陳壽可能懼怕惹禍，而不敢太稱讚諸葛亮的軍事才能)。

　　不過，陳壽也未嘗不替諸葛亮說公道話。陳壽以為諸葛亮之所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實在是因為；(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司馬懿)。(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傳說，司馬懿有兵三十萬，而諸葛亮僅有十萬。究竟是各有多少，難考；魏方在陝西、甘肅的兵，多於諸葛亮在漢中的兵，卻是很顯然的)；魏方以數量較多的兵取守勢，諸葛亮以數量較少的兵取攻勢，當然是諸葛亮的處境較苦了。(三)蕭何有韓信可以推薦，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薦。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韓信與王子城父的名將，因此而“未能有克”。

　　諸葛亮所能指揮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吳懿、吳班，與年輕的姜維。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難以和韓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獲得諸葛亮准許，以一萬人經子午谷直趨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說不定能夠襲取洛陽，立下不世之勳，功名超過韓信。然而這是歷史上的若干所謂if’s(假定)之一，誰也不能預言結果一定會怎麼樣。

　　諸葛亮應該不應該接受魏延的建議?這也是一個所謂idle question(浪費時間的問題)。

　　魏延的建議，諸葛亮有權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當時是諸葛亮，也有權利接受或不接受。這是各人的戰略構想的問題。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賭博性質。勝負之數，所系的因數太多。兵多、將廣、糧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說，敗了捲土重來；正如賭本雄厚的賭徒，可以千金一擲，輸了面不改色。反過來說，兵比魏方少，將沒有魏方多，糧食更是成問題的諸葛亮的一方，實在是雖則明知有勝利可能，而仍舊不宜於輕易冒險的。

　　何以說魏延的“子午穀計畫”是冒險呢?因為，長安是一個大城，堅城，魏延帶去五千名作戰之兵與五千名背糧之兵，未必能夠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難免敵人不從洛陽及各地來援，對魏延部隊來一個反包圍。

　　長安的守將夏侯懋，是魏國的駙馬，是紈挎子弟，是一個“不知兵”的人。誠然，誰能斷定，在夏侯懋的左右與麾下，沒有一兩位知兵的、能征慣戰的將領呢?

　　我這些話，也並非“定論”。倘若魏延被諸葛亮准許帶一萬人經子午穀前往，那末，他一舉而攻下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也不是全無可能的。

　　話說回來，問題在於諸葛亮本錢少，而冒不起這個險。

　　另一種關於諸葛亮軍事才能的批評，是說他打來打去，不敢直接向長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陽打，而故意“捨近求遠”，打到了甘肅去，最後的一次也只是在長安西邊相當遠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說這種話的人，也是忽視了諸葛亮的實力與魏方的實力不成對比。諸葛亮只能夠“捨近求遠”，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陰平等郡(他在建興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獲得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官吏人民的響應。他在建興七年，又叫陳式攻下了武都與陰平)。

　　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漢的防守線做鞏固了再說(陰平的重要性，從其後鄧艾經由陰平而偷襲江油城的一點上，獲得證明)。諸葛亮把遠在今日甘肅的幾個郡先拿下來，是為了慢慢地擴充實力，同時解除了後顧之憂。

　　自從三國時代以來，中國人在事功上與道德上，及得上諸葛亮的很少，而批評諸葛亮的人極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難，批評別人極容易)。最常見的批評，是說諸葛亮忽略了分層負責與培養人材，以至於不得不事必躬親，與身後無人繼承他的事業。

　　這兩點批評，我想，倘若諸葛亮自己聽到了，也會承認批評得對。他的確是不該“親校簿書”，不該親自複判處罰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確也忽略了辦一個軍官學校，以造就堪比于姜維，或能力超過姜維的將才。

　　諸葛亮除了虛心接受類此的批評以外，可能要加上一兩句訴苦的話。他倘若不“親校簿書”，則簿書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錯誤，大到關係前方將士的生命。至於複判刑事法案件，也不過是略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於辦軍官學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養人才，他也知道這工作很緊要，只恨有心無力，抽不出時間來做(他把能省下的一點工夫，都用在教導姜維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批評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們的動機，不是為了專找出他們的缺點，而是為了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責備賢者，是可以的，倘若我們志在做一個比他們更賢的人。否則，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無出息而對極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鳴得意，“無諸己而先求諸人”，不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我個人佩服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幾次勝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績，如“野無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夠意思。

　　我在前面已經交代過，他對得起劉備，也對得起李嚴。對於也反對過他的廖立與彭榮，他也是十分對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劉備自稱荊州牧之時，做了“從事”，升為長沙郡太守；轉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劉備自稱漢中王，他做了“侍中”。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一切，把廖立調任為“長水校尉”。廖立很不高興，就在言語之中對劉備、關羽、丞相長史向朗、文恭、後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評得很厲害。蔣琬與李郃，把他的話報告給諸葛亮，諸葛亮上表給後主，說廖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好比亂群之羊，建議把他削職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縣、茂縣一帶)。

　　諸葛亮成全他，不請後主治廖立以死罪，而從輕發落，僅僅免去他的官職，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這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頗知好歹，心裡對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終有一天仍被諸葛亮重用或准許回成都的希望。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傳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說：“我永遠也不能回到華夏的文明之鄉，而要老死在這個不毛之地，與‘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過了若干年，薑維有一次行軍，經過汶山，特地去拜訪了廖立一次，薑維在事後告訴人說，廖立親自率領妻子兒女耕田，身體很好，“意氣不衰，言論自若。”廖立也確是一位“可人兒”，老脾氣沒有改。所好，汶山較為偏僻，又沒有蔣琬之輩在旁邊搜集小報告的資料，他儘管在不毛之地對邊疆同胞用漢語大發牢騷，也不會再發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諸葛亮治罪，而心中並不怨恨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廣漢郡的一個書佐，地位極低，因龐統、法正的推薦而獲得劉備破格錄用，當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從事”(與今日的總務處處長或秘書處處長相類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諸葛亮向劉備建議，把他外調為江陽郡的太守(江陽郡的首縣，在今日的瀘州)。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氣憤得很，竟然圖謀不軌，想唆使馬超與他一起造反。他向馬超說：“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馬超被他得說不出話來；事後，不敢不告發他。他立刻被官廳逮捕下獄，判了死刑。死前，他寫信給諸葛亮，承認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說諸葛亮是“當世伊呂”，希望諸葛亮好好地輔佐劉備，共成大事。他沒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只求諸葛亮瞭解他的“本心”井非“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只不過一時酒醉，說出了不應該說的話而已。

　　諸葛亮不曾因為彭羕寫了這麼一封悔過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軍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譭謗之罪，或李嚴謊報軍糧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於諸葛亮的堅決主張。這個人就是劉封。劉封原是(湖南省湘陰縣東北的)羅國封君(羅侯)的兒子，姓寇，母親姓劉。劉備在徐州丟了妻子兒女；到了荊州，就收養了這位寇封，叫他改姓劉，成為劉封。那時候，劉封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長成了以後，竟然膂力過人，而且學得了一身武藝，隨同張飛、趙雲等人進益州，很立了一點功勞，被劉備任命為“副軍中郎將”。其後，劉備叫他帶兵由漢中，沿著漢水，順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會同孟達，夾攻劉璋的太守申耽，給了他以節制孟達部隊的全權。申耽投降以後，劉備升他為“副軍將軍”，駐紮在(陝西省安康縣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在襄陽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劉封與孟達出兵相助；這兩個人竟然藉口“山郡未附”，說是抽不出兵來。後來，關羽因呂蒙偷襲江陵後方而失敗，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虜，被斬。劉備因此而十分痛恨劉封。

　　不久以後，孟達降了魏方，劉封不接受孟達的勸誘。西城郡的太守申儀，也降了魏方，擊破劉封的部隊。劉封隻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稱為魏興郡，仍叫申儀做太守，駐紮洵口，洵口在洵陽縣)。

　　劉封到達了成都以後，諸葛亮向劉備說，此人不可不除。據陳壽在《劉封傳》中所寫，似乎諸葛亮是為了防免劉備百歲歸天以後的後患，而不是為了治劉封不救關羽之罪。所謂後患，指的是：劉封生性“剛猛”，又比阿斗劉禪年長(大了幾歲，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來的；他的母親是劉備的姨太太甘夫人)。雖則劉禪已被立為太子，難保劉封不與劉禪爭奪繼承之權。

　　陳壽所記的，是不是事實?倘若諸葛亮是基於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劉封於死地，這是不足以服當世之人與後世之人的。劉封還不曾有過一絲一毫想爭繼承之權的言論或行動。大膽假定某人將來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殺了這個人以防免他將來犯罪，這是最不講道理、最野蠻而殘忍的事。我不知道諸葛亮曾否做出這種事；我希望陳壽寫錯。倘若陳壽沒有寫錯，那我就不得不改變我對諸葛亮的欽佩了。

　　也許，劉封之所以被賜死，只是因為他不救關羽，又先後與孟達及申儀處得不好，使得劉備失了荊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與西城郡。倘若諸葛亮真是為了“防患未然”而冤殺了劉封，那他就未免太對不起劉封了。以我所知，除了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諸葛亮並不曾做過對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為人忠厚。一個人是否忠厚，從他對家中的人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對黃氏夫人很好，且無論黃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對養子諸葛喬與親生子諸葛瞻，一視同仁，很細心地教育他們。諸葛喬是諸葛瑾的第二個兒子，于諸葛亮還沒有親生的兒子以前，過繼了給他。其後，諸葛瞻出世。諸葛亮仍舊以諸葛喬為嫡子、武鄉侯爵位的繼承人。這便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諸葛瑾與諸葛喬之處。他不肯更改諸葛喬這個“養子”的繼承人地位，怎麼會像陳壽所寫，使出殺人辣手去幹掉劉備的養子劉封呢?

　　諸葛喬於諸葛亮北伐之時，隨軍到漢中，被指定帶了五六百兵，幫助轉運軍糧，與其他達官貴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諸葛喬在建興六年病故，年紀只有二十五歲，他留下了一個兒子，諸葛攀。諸葛攀其後做了“行護軍、翊軍將軍”。諸葛攀于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在東吳倒楣，遭受滅族之禍以後，轉回東吳，做了“諸葛瑾之後”，延續諸葛瑾的“香火’，作為祭祀諸葛瑾的人(武鄉侯的爵位，已經改由諸葛亮的親生兒子請葛瞻繼承)。

　　諸葛瞻繼承武鄉侯的爵位時才兩歲。十五個年頭以後，諸葛瞻娶了後主的女兒，成為駙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將”，其後曆升至侍中、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共)平尚書事(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見到諸葛瞻的成長與成就。諸葛亮去世之時，諸葛瞻的年紀尚幼)。諸葛瞻於三十七歲的時候，和自己的長子諸葛尚一起在綿竹對鄧艾的軍隊作戰，壯烈犧牲。

　　諸葛瞻的小兒子諸葛京，因為年紀太小，不夠資格參加作戰，倖免於難。這是天佑吉人，使得諸葛亮不致絕後。諸葛京其後長大成人，在晉朝做了郿縣的縣令，調升東宮舍人，最後做到了廣州刺史。

　　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經說過，于諸葛恪滅族之後，因諸葛攀由益州回了東吳，也免於絕後。

　　諸葛瑾與諸葛亮是同胞兄弟，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諸葛均，跟隨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長水校尉”。

　　他們的父親是諸葛珪，在東漢末年做過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諸葛珪早死，他們跟隨叔父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後到荊州南陽郡。

　　諸葛玄在豫章郡為太守，時間很短。他是袁術所派的人；漢朝在長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個朱皓來(朱皓其後死在笮融之手；笮融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劉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華歆為太守。孫策帶兵打來，華歆投降，隨孫策回江東，當孫策的上賓；過了相當時期以後，華歆去了許縣，轉入曹操的門下)。

　　話說回來，諸葛玄在荊州南陽郡鄧縣，把諸葛瑾、諸葛亮、諸葛均，以及諸葛亮的“小姊”養大成人，把這位小姊嫁給了襄陽縣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當時的鄧縣縣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陽縣之北)。

　　諸葛瑾于孫權在遼東繼承了孫策以後，拜別叔父諸葛玄，奉了繼母(諸葛珪的後妻)，離開鄧縣，轉往江東，經孫權的姐夫弘諮推薦，作了孫權的部下。從此，諸葛瑾一輩子忠心于孫權，不存“跳槽”、換老闆的念頭。

　　諸葛亮與諸葛均，由於命運的安排，先後作了劉備的部下，與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們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場”不同而有改變，依然是休戚相關的同胞。同時，他們電絕不因為是同胞兄弟，而試圖互相勾引，使對方不忠於其主。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們做到了。

　　晉武帝司馬炎，叫陳壽編訂諸葛亮的文集，編成之後，陳壽呈獻給晉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陳壽在這一篇“表”裡，暢論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強調了他死後樑、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對他懷念，“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晉武帝泰始十年”(西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離諸葛亮去世的一年(後主建興十二年，西元234年)，已經有了四十個年頭。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諸葛亮不僅被懷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經被懷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們的今天；不僅被梁、益兩州的人民懷念，也被全中國的人懷念(東漢與蜀漢只設益州，沒有梁州。梁州是魏國朝廷，把漢中即陝南等地，從益州分出來設置的)。

　　陳壽在“表”裡說，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他不僅榮膺劉備的三顧，也深受孫權的“敬重”。到了劉備死後，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軍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辦到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抬遺，強不侵弱”。

　　這幾句“論定”諸葛亮的治績的話，是當時一般人的“公論”，陳壽並未“過甚其辭”。事實上，出於陳壽之口，更為客觀。陳壽的父親，曾經是馬謖的參軍，于馬謖戰敗以後連帶地被諸葛亮處罰。陳壽本人，也曾經為了某一件事，被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處罰過。

　　後代的史論家，卻頗有批評陳壽不夠客觀，責備陳壽，說陳壽為了“私怨”而在“表”裡寫了下列幾句話：“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

　　陳壽的批評是否恰當，為另一問題。他確是並沒有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評：他不曾為了父親的被罰，而說同時被治罪的馬謖好；也不曾為了自己被罰，而說諸葛瞻不好。

　　陳壽不曾否認諸葛亮有“治戎”之長，所批評的只是諸葛亮短於“奇謀”、“將略”。

　　陳壽而且找出三個理由，來解釋諸葛亮何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第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晉武帝的祖父司馬懿)。第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魏方的兵多，蜀漢的兵少，彼此相差太遠，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個州，一個部；蜀漢只有一個州。司馬懿的兵力，號稱有三十萬，事實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諸葛亮的十萬應該足多到一藉以上)。諸葛亮採取攻勢，司馬懿採取守勢，攻難守易。第三，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與蕭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蕭何找得到韓信；諸葛亮在他的同時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這樣的人作為助手，因此就在功業上不能有管仲、蕭何的成就。

　　陳壽的解釋，是既公平而又沒有火氣的。倘若他僅僅指出這三項諸葛亮未能在軍事上達到“龍驤虎視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麼“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的按語，後世大多數的崇拜諸葛亮的人，就不會責備陳壽對“私怨”未能忘懷。因為，既然是對手方“或值人傑”，“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又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那樣的人作為助手，諸葛亮即使有“奇謀”，也不敢輕試，即使長於“將略”，也難以實施。怎麼就可以因他之“連年動眾，未能有克”，而說他“短於奇謀與缺乏將略”呢?

　　打仗的事，勝敗不系于一方，而系于雙方，單就某一方而論，統帥有將略與奇謀，未必就能夠每戰必勝；所需要的別的條件，還多得很。陳壽犯了“以成敗論英雄”的毛病。況且，諸葛亮並不曾敗。他雖則沒有來得及拿下長安，卻也達成了“以攻為守”的任務，使得蜀漢先後免于被張郃、司馬懿佔領，以延長了幾十年的生存。

　　諸葛亮“以攻為守”的戰略，與現代軍事科學中的“攻勢防禦”的戰術，不謀而合。他的“將略”，非同時的若干“人傑”可比。陳壽本人，對軍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諸葛亮的將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話，說諸葛亮用兵“止如山，進退如風”。這一位袁子，生存於諸葛亮死後僅有數十年之時，所聽到的“口碑”很多；所說的極可能是事實。

　　一個帶兵的人，能夠“止如山”，這已經是了不起了。嶽飛也做到了這一點。岳飛使得金兵感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諸葛亮不僅能叫他的部隊“止如山”，又能叫他們“進退如風”。這還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將領實行了閃電戰，所用的是飛機、卡車、大炮、坦克。諸葛亮到了第五次與第六次對魏戰役，才分別有了木牛與流馬。這兩種運輸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為省力而已，他在頭四次的戰役中，連木牛流馬都沒有。他竟然能夠把部隊運動得“進退如風”!他不是第一流的將才是什麼?

　　《三國演義》的作者把木牛流馬描寫成自動的、不用人力或獸力的運輸工具，使得許多人以為這是神話、造謠，根本不曾有過那麼一回事。其實，木牛流馬諸葛亮的的確確是發明了的。雖則並非自動的運輸工具，而只不過是略省人力的運輸工具。

　　諸葛亮也設計了“八陣圖”。可惜，這“八陣圖”又被《三國演義》的作者形容成妖氣彌漫，以石頭代替兵馬的迷魂陣，神奇得叫讀者難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時，便是不相信有過這八陣圖的一人，後來我讀唐詩，讀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這二十個字，才修正我的懷疑。我想，像杜甫那樣的道德君子，總不會把“道聼塗説”作為歌詠的對象吧?又過了若干年，我讀的書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諸葛亮確是設計了“八陣圖”。不過，杜甫以為劉備在攻打東吳之時，用過這“八陣圖”，卻有點“未加深考”。

　　“八陣圖”究竟是什麼呢?是八個陣勢的圖，而不是一種兼有所謂生門、死門等等八個門的陣。這一張圖，本是一種用以教導高級將領的教材或“教範”，指示了他們以八種基本陣勢，與如何於敵軍來攻之時，變化這些陣勢。

　　在諸葛亮的時候，兩軍相遇，不像今天我們之雙方猛掘壕溝，蹲在裡面，互相密切注意。他們所做的，是趕緊安營紮寨。倘若雙方的距離十分相近，他們就立刻“射住陣腳”，不讓敵人來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過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萬的兵，不可能擠住在一個營寨之內。一個營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擠在一個帳篷之內。所以，雙方的營寨都很多，而每一個營寨之內的帳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營寨佈置在地勢優越的地方，保有水源與後方交通線，而且構成“箭網”，能夠於被攻之時互相援救，攻人之時迅速集中，分途前進——這便是一個在當時身為將帥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實務”才能。

　　到了出擊或應戰之時，漢方于集中以後“擺開陣勢”。最簡單的是所謂“一字長蛇陣”。這長蛇陣的長處，並非如“外行人”所說，能夠“首尾相應”，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首尾相距很遠，實際上不僅不能首尾相應，而且最容易被敵人切成首尾兩段，或若干段。這一字長蛇陣的長處，是便於包抄敵人的兩翼或兩翼之中的一個翼，繞到敵人後方。西洋的軍事學家，稱這種動作為outflank，中文譯成“延伸兩翼”。

　　在西洋的歷史中，希臘人有所謂“方陣”，羅馬人有所謂“分段陣”。我們中國人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魚鱗陣”。魚鱗陣可說是“複式”的分段陣，以次一排的分段單位，填補前排的空隙。

　　諸葛亮的“八陣”，是哪八陣?我個人研究得不夠。八陣的總原則，我們可以從《三國志·蜀書·姜維傳》中窺見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興勢，在今天陝西洋縣之北二十華里，王平於後主延熙七年(西元244年)抵擋曹爽，派護軍劉敏與參軍杜祺，帶兵守住興勢，自己以主力留在洋縣之東八十華里的黃金谷，作為呼應。

　　諸葛亮曾經在漢中郡首縣南鄭縣的週邊，新造了漢城與樂城兩個城，用意也是為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他當然不至於用石頭代替兵馬。杜甫所見到的石頭，可能是劉備營壘所遺留下的殘跡。造營壘的壁，是必須用石頭作為基礎的。諸葛亮在五丈原的營壘，也留下了石頭基礎，甚至牆壁，這些石頭與牆壁，後來被司馬懿看到，司馬懿很讚賞，說諸葛亮是“天下奇才”。

　　諸葛亮的才具，確是“兼資文武”。中國漢唐及其以前的讀書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禮樂，同時也教學生練習射禦。子路(仲由)是他門下的一位很會打仗的人。中國在宋朝以後，才出現了“文人不知兵”的現象。到了曾國藩操練湘軍，這種怪現象才被逐漸改變。可惜，從袁世凱創辦新軍以後，又有一些所謂“軍人”，自以為讀過了步兵操典之類，便成了專家，把所謂“文人”一概不放在眼裡。其實，步兵操典之類，文人也頗有讀得很熟而瞭解得十分透徹的。孫中山先生不曾進過職業性的軍事學校，對軍事理論卻頗有很精到的見解。在革命元勳之中，黃興、陳其美、于右任，都不曾進過軍事學校，而他們都以副元帥、都督，或總司令的身份帶過兵，打過相當成功的仗。

　　諸葛亮的成就，超過了他在青年時代的願望，他在隆中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管仲在功業上不過是扶助了齊桓公成為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卻免不了有“三歸”之玷。樂毅替燕國向齊國報仇，一舉而打下了七十幾個城鎮，然而結果卻受了奸人的讒毀，丟了官職，功敗垂成。諸葛亮在表面上沒有做到管仲的領導群倫，或樂毅的勢如破竹，卻在事實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諸葛亮並且使得全中國的人心不為那不顧道義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於以區區益州一個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為上做出一個好榜樣，使得當代與後世的人不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與打仗技術，而且更崇敬他的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臣”，他是一個“宗臣”，值得推為模範受人宗仰的賢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詩裡說：“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杜甫接著說：“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這兩句相當費解。一種解法是，三分割據的工作，太委屈了諸葛亮；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鳳一羽”，具備五德，它升入雲霄，經過千古萬古，才被人們見到一次。另一種解釋是：三分割據的功業，在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過是猶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覺得第一種的解釋較為說得通。

　　杜甫這一首“七律”的後四句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複，志決身殲軍務勞。”在這四句裡面，只有一個“失”字成為問題。它不僅費解，而且不可解。倘若這“失”字是“軼”字的訛寫，我們就很容易懂了。

　　杜甫的結論是：諸葛亮不是不知道漢朝的天下難以恢復，然而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實踐自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所以不惜以煩勞的軍務，磨折自己的身體，以至於死。

　　我個人的看法，與此稍有不同。諸葛亮似乎沒有以操勞作為他慢性自殺的手段。他並不想自殺。他只是抱了“盡人事以待天命”的態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決心，奮鬥到底。

　　他始終一貫，稱得上“不負平生”四個字。這便是他不僅對得起君上、家人、僚屬、朋友，而且也十分對得起自己的地方(這與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實際上是最對自己不起)。

　　他死後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極應該的。神是什麼?神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過普通人的人.

PS: 唐振常為《細說三國》所做序
黎東方先生既以九二高齡於一九九八年初逝世美國，他那寫完出齊從史前到民國的“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的雄偉計畫，自然中道而廢，這于黎先生的名山事業自是莫大遺憾，而對喜讀“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的眾多讀者來說，更感損失無窮。所幸黎先生生前已有臺灣傳記文學叢刊《細說三國》上下冊之刊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信守前約，今茲出版《細說三國》大陸版，我承命續為之序，今番拜讀黎先生兩年前寄來的這部大作，寫下這篇序文，惜不能就正于黎先生之前了。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三國史只不過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頭緒紛繁，錯綜複雜，治這段歷史的人或如治棼理絲，或如串置散錢，能夠綜而貫之，然後考其得失，論其精要，以為後世之鑒，殊非易事。偏偏這段歷史又很熱鬧，又很有趣，吸引了後世眾多的讀者。這就形成一種現象：欲知根底，便深讀歷史；可是往往深讀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讀而問題愈多。陳壽的《三國志》，分寫魏蜀吳，實是不得已的辦法。正因為分而寫之，每成割裂，人物與事件不能綜貫，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說法不同，讀者取捨難定。讀陳壽書，如不輔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塗。此本是史書常見之事，不獨《三國志》為然。但于三國歷史，尤增人困惑者，則在古典小說名著《三國演義》之盛行。《三國演義》真真假假，大大影響了三國史，造成了讀者印象中三國史的假假真真。小說紊亂了歷史，以此為最。加上京戲舞臺上搬演三國故事最多，亦複摻假。歷史之有演義，非只《三國》一部，而《三國演義》最為深入人心，說明三國史之吸引人。三國史之吸引人，非從《三國演義》成書開始，應該追溯到講史之“說三分”。

“說三分”是民間口頭文學的一種形式，起初專門說講三國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陸游“夕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聽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東漢末人，不過這並非“三分”之主題故事政治與戰爭，而衍化成了趙五娘琵琶記的愛情專題。從陸遊此詩，一可見說書聽書的盛況，一已顯露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矛盾，當然，放翁輕輕的一筆“身後是非誰管得”，如今發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種種怪現象，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歷史被糟踐到了不成樣子，遠非放翁當年所能想像。

黎東方先生是前輩史學家，又繼承了講史說三分的民間傳統。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後方各大城市多作歷史演講，講得最多的是三國故事，他是真正的“說三分”專家。當時，學生，教授，商人，市民，軍人，各階層的人都喜歡聽他講史。他所講的是歷史，不是演義。難得他多少年以後還堅持下去，儘管他或許不作口頭的講史了，卻以其治史講史所得，筆之於書，於是，我們讀到了他的“細說中國歷史叢書”已成的元、明、清、民國初年諸史，和現在這一本《細說三國》。

《細說三國》是真正的說三分。全書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總綱，簡述東漢末年形勢。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帶出事件，間插入事件的命題，仍歸結於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寫蜀、魏、吳的滅亡，殿以劉禹錫《懷古》“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戰爭過去，人世循回，懷古念今，意氣油然。話題轉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國時代的制度、學術、文學、藝術、科學諸方面，約而舉之，以為結束。

讀竟全書，以為黎東方先生所寫是真實的歷史，信而有征，事皆屬實。正因他對三國史深有研究，每在敘述過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誤，對於陳壽《三國志》他不輕信，指出所記不實或各傳互為矛盾之處甚多，如諸葛亮究竟斬了馬謖與否，陳壽本人就有三個不同的說法。黎東方先生于此，提出“歷史不可深考性”，這是實事求是的說法，與胡適之先生引張載說，指出研究當於不疑處有疑，是從事之兩面去探究真實的科學原則。黎東方先生寫三國史，必然時時會意識到《三國演義》的存在與真真假假的混淆歷史，他指出了《三國演義》的以假亂真，如張飛絕非莽漢，而是寫得一手好字、善畫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陳宮非真實，陳宮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難者，黎東方先生在維護真史的基礎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舉一例，孫策討黃祖，為父報仇，盧溥《江表記》引野史《吳錄》載孫策所上《表》一篇，黎東方先生以為絕妙之文，引之書中，讀後確感是佳文。黎先生細考《表》中所記從征將領，在《吳志》各傳中皆有如實記載，斷言此《表》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實。”

其二，讀史書，往往最弄不清官制與地名。而二者一經混淆，便成混亂。《細說三國》對於官制和地理沿革，大費功力，作了認真考訂，乃得其實。如當時所謂揚州刺史，其治地並不在今之揚州，應是九江郡的壽春(安徽壽縣)，轄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與長江以南的江蘇，就是沒有揚州。今日的揚州，在東漢末年屬於徐州，稱為廣陵。又如，火燒赤壁實是火燒烏林。赤壁在江南，烏林在江北，赤壁之戰只是序幕，火燒大戰實在烏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誤讀歷史。官制變化多端，更須注意時代之異。鄧廣銘先生曾有解讀古史三把鑰匙之說，信乎其言。《細說三國》隨分點染官制、地理沿革的變化，使讀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東方先生所指出，中國史書多重紀傳，而紀傳體之失，在於分割事件，其結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細說三國》儘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著重寫的則是人物所做的事，沒有事件則失去了人物，因之，人與事乃相連結，索然可解。書中對事件之尤著力者，是官渡之戰與赤壁之戰。在兩次事件中，寫出了人的活動，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動，所以事件與人物乃為有機構成。黎先生在他寫的人物中，也時發議論，如對曹操、劉備、諸葛亮，就發了很多議論。我以為讀者對他的議論，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為其治史論人有得之見。中國史書紀傳確有佳作，史遷班書以後愈演而愈成一種套式，只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裡面一套，以致流為履歷表，於事不明，于人不可解，實在乏味。黎東方先生以其活潑之文，論人論事，也為史書增加了幾分清新，其可取也。

是為序。

作者: 287260242 時間: 2009-2-28 11:16 AM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flag125 時間: 2009-3-1 12:25 AM

感謝大大的解說讓我對孔明兄又有更上一層的認識^^

說真的小說把他形容的太過厲害在現實他的政治能力真的好過軍事能力

作者: hates125 時間: 2009-3-1 01:04 AM

其實比對一下演義和正史就知道了
演義把三個人誇大的變強
就是諸葛亮,關羽和曹操
講的都跟神一樣哈!

作者: w22503 時間: 2009-3-2 01:36 AM

正史與演義的出入確實是有差

作者: wu85727104 時間: 2009-3-2 03:11 AM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abcabc0520 時間: 2009-3-2 06:40 PM

在三國時代最受後人敬重的人物恐怕就是諸葛亮了!

作者: 佐川笨蛋 時間: 2009-3-3 06:18 PM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魔鬼井尻 時間: 2009-3-3 06:43 PM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asdfghjkm 時間: 2009-3-7 11:18 AM

也有說諸葛亮剛愎自用凡事都得親力而為最終過勞死

三國誌也並非公正作者陳壽的親人也是被諸葛亮給 .......

歡迎光臨伊莉討論區 (http://a401.file-stat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