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簸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塵埃漫漫的伐木道上,來自德國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的考古學家許森密切注視著左邊的林木線,搜尋著茂密森林中某種熟悉的標記。忽然他把廂式貨車停在路旁,走下車來,穿過馬路,進入密集的矮樹叢中。在離路邊50公尺處,他差點錯過了一道約1公尺高6公尺寬的低矮土坎。土坎上散落著扁平的白色石塊,在森林地面上沿直線向前延伸,其軌跡筆直得出奇。
大約在兩千年前,就是這條直線劃出羅馬帝國的邊界。原來的圍牆曾經拔地而起約3公尺高,綿延數百公里,盡收於瞭望塔上的羅馬士兵警惕目光之下。如今,德國境內的圍牆只遺下這矮矮的土堆。
在羅馬以北1000公里外的荒涼原野中,這必曾是一副震撼的景象。“城牆上曾塗以灰泥,並經過粉刷。”許森說,“一切都方正而精准。羅馬人對如何做事有著明確的思路。”工程系學生在測量另一帶城牆時,發現一段長達50公里的牆體僅偏移了92公厘。
一張由城牆、河流、沙漠堡壘、山地瞭望塔組成的大網標記著羅馬帝國的疆界。在西元2世紀的全盛時期,帝國派士兵巡視的前線從愛爾蘭海延伸到黑海,橫跨北非。位於英國的哈德良長城或許是其中最負盛名的一段,於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2005年,教科文組織將其與德國境內550公里長的羅馬邊牆合併為一項世界遺產。古跡保護專家們希望能在其他16個國家也設立遺產項目。國際上的共同努力有望解決一個比想像中要難以回答的問題:
羅馬人為什麼要建立城牆?是為了保衛一個蠻族環伺下的政體,還是僅僅要給帝國設立一個實體邊界?
西元2世紀中葉,羅馬帝國持續了幾個世紀的擴張進程開始慢下腳步,最終停止。帝國依靠一張由堡壘、城牆和天然屏障構成的大網將蠻族隔開。外交、貿易、暴力並行的手段被用來保持疆土的完整。最終,西元5世紀時蠻族的襲擊導致了帝國西部領土的淪陷
約從西元前5世紀起,羅馬連續六個世紀不斷向外擴張,從一個小小的義大利城邦演化成歐洲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圖拉真大帝是這一侵略傳統的熱切繼承者——西元117年駕崩之時,其疆土從波斯灣一直延伸到蘇格蘭。他死後把國家傳給了繼子,一位41歲的西班牙議員、自封的詩人、業餘建築愛好者普布利烏斯∙埃利烏斯∙哈德良。
面對超出羅馬掌控能力的廣闊疆土,同時迫于政客和武將們要他效仿繼父的壓力,這位新登基的皇帝——“哈德良大帝”的稱呼更廣為人知——“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放棄那些新行省,以減少進一步的損失。”傳記作家安東尼∙伯利說,“哈德良明智地意識到,他的前任犯了貪多嚼不爛的錯誤。”
也許哈德良認識到,羅馬帝國貪得無厭的征戰取得的收益在逐漸減小。為有些地區發起的戰爭並不值得。羅馬人坐擁最好的土地和海域,他們“決定審慎地守護帝國,不再毫無節制地將領土擴張至一貧如洗、無利可圖的蠻族部落”。哈德良在位的21年時間裡,有一多半在外省度過,慰問分佈在三個大陸上的將士。所到之處,高牆隨之豎起。“他是在暗示那些頭腦中充斥著擴張意圖的帝國成員:征戰到此為止。” 伯利說。
阿爾及利亞 提姆加德
羅馬人把他們的條理意識強制推行至帝國各地。薩穆加迪的佈局為網格式,包括一個市場(在中央位置)、多座儀門、十來個浴場、一個圖書館,以及一座可容納3500人的劇院。
到西元138年哈德良皇帝去世之際,原本用於給行軍部隊提供補給的堡壘和道路連成的網路變成了綿延數千公里的邊疆。“駐紮的軍隊如同壁壘,將文明世界守於圈內,圍護著從衣索比亞定居區到斐西斯河、從內陸的幼發拉底河到西方最遠端的壯闊島嶼之間的廣袤地區。”希臘雄辯家埃留斯∙阿裡斯提德斯在哈德良死後不久自豪地記敘道。
其中“最遠端的島嶼”就是哈德良建起以他命名的豐碑的地方。這座由石塊和泥土搭建的壁壘將英國一分為二。今天的哈德良長城是保存最好、記錄最詳實的羅馬邊牆之一。這段長達118公里的壁壘遺跡貫穿鹽沼,橫跨碧綠的牧羊草場,還有一段蒼涼的城牆依傍著紐卡斯爾市中心不遠處的四車道高速公路。另有數公里殘存在地面以上的段落保存了下來,它們矗立在峭壁的邊緣,淩駕於風雨飄搖的鄉間田園之上。城牆很可能是由哈德良在西元122年視察英國時親自設計,是他界定帝國疆域苦心的極致體現。
哈德良在位21年,其中一多半的時間是在視察新城鎮和邊防建設的旅途中度過。這幅插圖表現的是他在西元121年前後巡視日爾曼邊境途中一站時的場景:他在馬背上伸手致意,率領禁衛軍視察薩爾堡要塞。
大部分石頭城牆都是4.5公尺高,3公尺寬,規模極具威懾力。伴隨城牆全長的3公尺深的壕溝遺跡至今仍然可見。過去幾十年的發掘工作暴露出城牆和壕溝之間填滿尖樁的大坑,這是給入侵者設立的又一重障礙。一條專用的道路便於士兵臨危應變。等距離間隔的大門由每500公尺一座的瞭望塔守護。牆後幾公里處,一排堡壘均勻分佈,每兩座之間相距半天的行程。每座堡壘能夠容納500至1000人,可以對襲擊做出迅捷的反應。1973年,工人們在文德蘭達(一座典型的前線要塞)挖排水溝時,在厚厚的粘土層下發現了一堆堆羅馬時代的垃圾。潮濕的粘土中包裹著各種物品,從1900年前的建築木材到布料、木梳、皮鞋、犬糞,都在無氧條件下保存完好。繼續下挖,人們發現有數百件寫滿了字、薄如餅乾的纖脆木板。它們記錄了哈德良長城上日復一日的生活細節:任務分配、執勤表、補給請求、私人書信。出土的足上用品中有包括嬰兒鞋在內的幾十雙童鞋,這說明一些士兵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城牆巡邏兵們的飲食也不錯:菜單上有醃豬肉、火腿、鹿肉、雞肉、牡蠣、蘋果、蛋類、蜂蜜、凱爾特啤酒和葡萄酒,甚至還包括魚醬——一種用發酵的魚配製成的調味品,是古羅馬式的伍斯特沙司。想家的士兵還能收到愛心包裹。
今天的學者們提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想必也曾在冒著英倫苦雨在漫長守望中瑟瑟發抖的羅馬士兵腦海中浮現:他們到底為何守在那裡?城牆本身的規模和配套的壕溝、壁壘、道路體系似乎暗示著敵人的窮凶極惡。但文德蘭達的報告中描繪的並不像是危機下的駐防。
今天的學者們提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想必也曾在冒著英倫苦雨在漫長守望中瑟瑟發抖的羅馬士兵腦海中浮現:他們到底為何守在那裡?城牆本身的規模和配套的壕溝、壁壘、道路體系似乎暗示著敵人的窮凶極惡。但文德蘭達的報告中描繪的並不像是危機下的駐防。
如果能把羅馬邊疆的整個版圖拼到一起來看,建立一個跨國的世界遺產項目,也許有助於解答這個問題。自從19世紀90年代英國文物工作者組織第一次沿著哈德良長城的科考發掘工作以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就一直假定羅馬的邊牆是軍事防禦工事,是為抵擋野蠻民族的軍隊和不懷好意的侵略者而設。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邊牆的考古學家們後來發現,割裂歐洲的鐵幕影響了他們對遙遠歷史的認知。今天,新一代的考古學家開始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備受矚目、連綿不斷的哈德良長城可能是羅馬邊牆中的另類,這條118公里長的工事也許是個反例,證明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法則。
在歐洲,羅馬人借助萊茵河和多瑙河形成的天然屏障,以一支強悍的水軍巡視河面。在北非以及敘利亞、猶太、阿拉伯等東部行省,大沙漠本身造就了天然邊防。
軍事基地通常是為監察河道和其他關鍵性補給路線而建立的特殊設施。拉丁語“邊界”(limes)一詞的原意是指有人巡邏的路徑,現代英語中仍然沿用這個詞——英文“限制”(limits)一詞即源於limes的複數形式limites 。
位於萊茵河、多瑙河等河流上或是羅馬東部和南部沙漠上的前哨,大部分類似於警察局或是邊防巡邏站。若是面對入侵的敵人,它們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但對於官兵抓捕走私者、追擊小股強盜、徵收關稅都非常便利。英國和德國那些駐軍稀少的邊牆也與之類似。“這條界線是為實用目的而建。”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家本傑明∙伊薩克說,“它們相當於現代的帶刺鐵絲網,僅用於將個人或小群體拒之門外。”
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開始認同這個觀點。《羅馬帝國的邊界》一書作者大衛∙佈雷茲說,“建起的邊界並不一定是為了阻擋軍隊,而是用來控制人口流動。”換句話說,羅馬邊界應當被看作是羅馬人用來深入蠻荒之地擴大帝國影響的一件工具,是他們通過貿易或是偶而的劫掠獲得境外一切物品的管道,而非讓“羅馬要塞”與世隔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正如哈德良長城所代表的是羅馬邊疆的全勝時期,幼發拉底河上一座被遺棄的堡壘則鮮明地體現了邊界開始崩潰的一幕。杜拉-歐羅普斯是羅馬前線毗鄰波斯的一座設防邊城,而波斯是羅馬帝國的最大勁敵。今天的杜拉城位於敘利亞境內距伊拉克邊界約40公里處。1920年它首次被發現,經過十年的考古挖掘後,一座被封存在時間長河中的3世紀羅馬古城得以重見天日。
杜拉由希臘人在西元前3世紀左右建城,近500年之後被羅馬人攻佔。高大厚實的城牆和在幼發拉底河上居高臨下的位置使它成為建立邊疆前哨的最佳選擇。城北的盡頭被高牆圍起,形成羅馬時代的安全“綠區”,裡面有軍營、為駐軍司令建立的雄偉總部、一座大得足以為千名士兵洗去風塵的紅磚公共浴室、已知帝國最東部的競技場,以及一座擁有60個房間的宮殿,便於權貴們在這窮鄉僻壤之地歇腳。
執勤表上顯示,至少有七個前哨處於杜拉管轄之下,其中一個前哨只配備了三名士兵,另一個哨所在下游約150公里外。這裡的士兵多半更忙於管轄當地人,而非防衛襲擊和進攻
在羅馬人奪取杜拉半個世紀之後,與帝國東沿交界的波斯崛起為強大勁敵。從西元230年開始,兩國之間的戰火燒遍了美索不達公尺亞各地。局勢很快變得明顯:為羅馬服務了一個多世紀的邊疆策略無法抵擋志在必得的強大敵人。西元256年,杜拉城淪陷。
詹姆斯花了十年時間揭秘這座圍城的最後時刻。他認為羅馬人事先必已料到襲擊即將來臨,所以還有時間加固宏偉的西部邊牆,並將城市的部分區域掩埋來製造斜坡壁壘。
當地面上打得如火如荼時,一支19名羅馬人組成的小分隊攻入了一條波斯地道。一團毒氣噴入地下空間,令敵人幾乎瞬間窒息。他們的遺體成了最早的化學戰考古證據之一。這些堆在狹窄地道裡的屍體1700年後才被人發現,詹姆斯認為它們曾被用來在波斯人放火時堵住通道。
波斯人未能傾覆杜拉的城牆,但最終成功奪取城市,隨後將其棄之沙海。波斯軍隊繼續向腹地推進,到達了帝國東部的行省,洗劫了幾十座城市,連敗兩任君主,後又活捉了第三位——倒楣的瓦勒良皇帝于260年被俘。據說波斯君主沙普爾把瓦勒良當腳凳使用了一段時間後,命人將他的皮剝下釘在牆上。這次危機是一個轉捩點。在杜拉淪陷的同一時期裡,羅馬人在邊界上精心維護的和諧局面土崩瓦解。
在近150年的時間裡,邊牆幫助羅馬忽略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高牆外的世界正在趕上羅馬的腳步,而這也要歸功於羅馬人自己。在羅馬軍中服役的蠻族帶走了羅馬的知識、武器和軍事策略。當羅馬人將注意力放在別處時,蠻族部落逐漸發展壯大,變得更加野心勃勃。當全國各地的羅馬軍隊被調去擊退波斯人時,今日德國和羅馬尼亞境內的薄弱之處幾乎立即遭受攻擊。
哈德良的苦心經營在劫難逃。蝸居殼內的羅馬帝國安寧不再,邊疆的壓力最終超出負荷,全國各地的城市開始築起各自的城牆。烽煙四起, 皇帝們倉促應戰。在兩個世紀之內,一個統轄疆域比今天的歐盟還要大的帝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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